尔的任务仍然是梅洛—庞蒂等人的任务①。他断言，如果我们仍然献身于一种新颖的古典主义、一种有机的文明，而同时又不失敏锐的主体性感觉，那么在设法遗忘其黑格尔渊源的忘恩负义的学说与黑格尔渊源本身之间重建一种关连，就成了最为迫切的文化任务。
②
存在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萨特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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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
义同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相当吻合。战后法国因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蹂躏，种种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法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孤独、沮丧之中。他们的尊严受到肆意践踏，他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他们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的良心、责任、生命价值以及善恶、美丑、真假等标准都受到了无情的怀疑和质难。针对部分地由战争造成的“大众意识”
，针对战后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存在主义弘扬了具有独创力的主体性，及时地探讨了“生存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价值标准”等问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赋予人以一种神圣地位，以取代上帝的角色。萨特认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但自由内含于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是自由的体现，自由行动最为重要，而行动又意味着选择。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又坚持人必须为自己的自由和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还要为全人类负责。
由于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因此投身政治活动，作出政治承诺，就成了法国思想界的一个共同特征。
二战后，左派知识分子成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喉舌，霸占了思想阵地。大量知识分子发现“抵抗运动的政党”
（法国共产党）有助于他们从政治上投身到似乎已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去。
连大战前在《存在与虚无》中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也一反常态，转而全心全意地支持共产党。也许，战后大量知识分子投入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出生在资产阶级大家庭里有一种负罪感。于是乎，救赎这种罪恶的适当途径就是参加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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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特身上得到具体体现，西蒙。德。波伏娃曾回忆说，由于萨特参加过抵抗运动，曾当过战俘，因此他能懂得历史和行动的意义，其结果就是萨特在战后热衷于共产党。
在理论上，从１９４５年—１９５５年，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年轻知识分子致力于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实践”成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间法国学术活动中的关键词。梅洛—庞蒂指出，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意义的场所，人们借助于实践组织起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因此，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巨大发现。萨特也认为，凡真的都是实践，凡实践都是真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由法国运动后大约３０年间，法国执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牛耳，其他西方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
怀疑主体性（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然而，知识分子在接近法共时，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失望。
Ｃ。勒福尔描述了共产党施加在左派之上的“意识形态恐怖”
以及一些进步作家依附于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勒鲁瓦。拉迪里埃也指出，不仅斯大林主义的勇敢批判者，而且共产党内部，都受到了“理智恐怖主义”的威胁。
１９５６年是西方共产党世界发生戏剧性危机的一年，思想压制的局面开始扭转。
１９５６年１月法国政府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实施“绥靖政策”
，在投票赞成这一政策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了４５５名。对某些共产党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殖民措施产生了大量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萨特在一篇文章中义愤填膺地抨击了Ｇ。摩勒政府，控告它出卖自己的盟友、选民和全体法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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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
１９５６年６月，《世界报》发表了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尽管对许多人来说，这破灭了人们对斯大林体制所抱的幻想，但大量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个有关集中营和大清洗的报告。
如果这个报告不足以使大量共产主义者醒悟，那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匈牙利事件则使许多人退出了法共。
而戴高乐政府进一步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从而推动了学术界否定斯大林的过程。
这些政治事件导致了知识分子在哲学上去反对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法国知识分子认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之所以让人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究其原因是它夸大和膨胀了一种意识形态上堕落的主体性。由于他们进一步把这种主体性归咎于人道主义，因此，存在主义哲学这一主体性哲学在肃清“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这段时间是法国哲学思想发生和完成重大转折的时期，主要标志是存在主义思潮从此衰落了。必须指出的是，法国知识分子是从资产阶级正义、人权的角度出发来批评斯大林政权的，尽管他们在批判和脱离法共时并没有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远离主体性（１９６０—１９６８年）
如果说在１９４５年时黑格尔哲学被奉若神明，那么到１９６０年时它已开始失宠了。Ｇ。德勒泽在《差异和重复》（１９６８）
中描述了当时反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气氛：差异和重复已取代了同一与否定、同一性与矛盾。福柯也在《话语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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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序》（１９７１）中认为，无论是通过逻辑学或者认识论，还是马克思或尼采，当时的人们都想方设法脱离黑格尔。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尼采早就作出了根除人类学主体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人们还把黑格尔辩证法谴责为最大的哲学虚幻。
由于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人们对黑格尔辩证法持敌视态度。
因为在《同一与差异》中，海德格尔指出，对黑格尔来说，思之职责是产生作为绝对概念的思想，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思之职责暂时是形成作为差异的差异。
在法国哲学舞台上，取代存在主义的是结构主义。因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失望，许多知识分子脱离了政治、文学和人文科学，走下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讲坛，躲进幽静淡泊的书斋里去了，从事以获得科学真理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于是许多明显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
主题（如认识论、人种学、心理分析法、语言学和一般人文科学）开始得宠，结构主义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个需要。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１９６２年）和《神话学》三卷（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
、阿尔都塞的《致马克思》（１９６６年）和Ａ。
Ｊ。格里马的《结构语义学》（１９６６年）
以及普郎兹（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出版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１９６８年）
都是当时结构主义的代表作。
尽管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截然不同于二战后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如“历史事实上能还原为历史主体的行动吗？”
、“主体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吗？”
、“语言难道不比意识更好地说明了人类精神吗？”
、“难道并不存在一门形式的或者至少普遍化的脱离了释义学的人的科学吗？”
等。
阿尔都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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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１
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
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不再执迷于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说教，无情地怀疑了意识哲学和释义学在人文科学中的特权。结构主义使用共时性去反对历时性，凭借语言去反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体，借助于形式和一般的分析去反对释义学。
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似乎既是向存在主义思想发出的挑战书，又是结构主义登上法国哲学舞台的宣言书。
该书最后一章有力地攻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开创了一个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才消退的新的争论时代。
不同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并非真理的障碍，人类精神并不体现在意向陈述中，而是体现在隐匿的结构中，语言的可理解结构位于完全的无意识结构中。广而言之，结构分析能理解诸多社会现象。列维—斯特劳斯号召哲学家们驱除由笛卡尔投射到人文科学上面的符咒：倘若要在别人那里获得自身的认可这一由人类学归给人类知识的目标，人们必须首先在自身中否定自我。但是，只要存在着一种以我思为出发点的主导哲学，那么我们就不能获得和理解人的科学。如果对胡塞尔和萨特来说，笛卡尔是哲学必须模仿的模式，那么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笛卡尔是人文科学必须加以拒斥的最为令人反感的幽灵。
返回主体（１９６８—直到现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叶，随着结构主义的广泛流行，其内在缺陷和矛盾也不时显露出来。Ｊ。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１９６７年）
中指责结构主义拘泥于整体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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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漠视非整体；夸大必然性，拒绝偶然性；只讲体系，不谈个体和个性。在《哲学的边缘》（１９７２）中，德里达用“延缓”
概念摧毁了结构主义固持的总体阅读和描述的共时性神话。
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二元区分有碍于人们对文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在许多场合用游戏和实践概念来取代结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