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 第18部分

中世纪时，癫狂既与人类堕落的禁忌知识相联系，又与基督救赎的神圣癫狂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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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１５

从中世纪鼎盛期到十字军东征末期，麻风病肆虐整个欧洲的大小城市，麻风病院也纷纷建立。然而，中世纪末，麻风病渐渐在西方世界消失，庆贺麻风病的绝迹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感谢上帝把他们的城市从病患中拯救出来。用福柯的话说，麻风病奇异地销声匿迹的原因有二：一是隔离措施的自发结果，二是十字军东征后中断了东方传染病源的结果。因此，麻风病的绝迹并非晦涩难解的医学实践长期探索的效果。

福柯指出：“毋容置疑，比麻风存在得更为长久，并且在麻风病院撤空后数年将继续存在的是依附于麻风病人身上的价值和意象；这是麻风病人受排斥的意义，以及由这一坚决和可怕的人物组成的社会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在它的周围标出一条神圣的界限，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它排除掉。”

③

麻风病的绝迹对福柯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拘禁基础的变换以及社会发现适合于用拘禁方法加以控制的人群的变换，但它遗留下某些形式的组织结构、社会净化和排斥的习俗，“排斥的模式会再次出现，二、三百年后极其相似。

穷人、流浪汉、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扮演麻风病人所放弃的角色。“

④因此，中世纪的排斥形式将续存到仍然与精神康复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去了。在确立起主题的连续性即排斥的精神价值以后，福柯接下去描述在文艺复兴文学和绘画中人们描述癫狂的方法，因为艺术表象代表了人们共同具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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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癫狂

中世纪末，人们对疯人感到焦虑，具体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愚人船中，这艘奇特的“醉汉之船”

，运载了精神病患者，缓缓地行驶在莱因河区和弗勒米什运河平静的水面上。

真实存在的愚人船航行于各城镇之间，因而过着一种轻松的流浪生活。福柯猜想，这些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极为象征性地运载了疯人去寻找他们的理性。

福柯在文艺复兴的文学和艺术中发现，癫狂并不沉寂，即使癫狂（类似麻风病）被视作邪恶和拘禁的原因，癫狂在文化中还有其声音。愚人船中的愚人传达一种智慧，预示了“一个一切智慧都荡然无存的梦幻世界……这种结局毫无作为通道和前途的那种价值；它是世界的旧理性被吞没的那个夜晚的降临。”

⑤在文艺复兴，癫狂被驯化，理性与癫狂相互交谈、相互对话，类似李耳王与他的愚人。理性与癫狂之间的这种对话在“愚人船”中得到证实。一方面，疯人的航行把自己与理性之人的“正常”生活分开来了；另一方面，疯人不时地被赶离新城镇，这就表明，尽管疯人处于文艺复兴生活的边缘，但他们并不被严厉地从这个生活中排除出去。尽管愚人船并不代表自由，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与医院相反，因为疯人远非被拘禁，而是被迫流浪。

二、古典时代的癫狂

突然间，在１７世纪中期，癫狂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再是末世学的形象，愚人船已被人遗忘，已经停航，已不再是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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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３５

船，而是一所医院。在这个医院中，禁闭已代替了乘船航行。

人们借以体验和处理癫狂之人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有关癫狂的“古典经验”产生了⑥。直到１８世纪末，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改变了。现在癫狂不象在文艺复兴时那样，是理性的永恒陪衬，不断进行引起争论的对话，癫狂已从理性生活中排斥掉了。

通过“大禁闭”

，古典时期企图将使文艺复兴刚刚释放其声音并早已驯服其暴力的癫狂变得静默无言⑦。１７世纪建立了大量禁闭院，甚至百分之一的巴黎市民被关入禁闭院。

１６５６年，法国政府发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Ｌ‘ＨｏQｐｉｔａｌｇéｎéｒａｌ）

的法令。然而，总医院并非一所医疗机构，它更接近于一种具有半司法权的结构，是一个具有行政权的实体，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就其作用或目的而言，总医院与任何医疗概念无关，它是一种秩序的要求，是同一时期在法国组织起来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要求。

⑧总医院、禁闭所、宗教和治安机构、救济和惩罚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都是古典时期特有的现象。

拘禁所中被拘禁的人，不仅有疯人，而且还有病人、穷人、同性恋者、纵欲者、渎神者、反叛的孩子、不负责任的父母等。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古典时代的理性行为的准则，都属于非理性类型。他们都具有一个最明显特征：懒散。社会把懒散视为最邪恶的形式。由于不情愿，或缺乏能力和机会，他们不参加社会劳动。

禁闭的职能与治愈疾病毫无关系。

与此相应，他们被拘禁的直接和明确的动机就是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禁闭在１７世纪的整个欧洲是一件“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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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ｐｏｌｉｃｅ）

的事，为所有那些失去工作便无法生活的人提供可能和必要工作的全部措施，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劳动的迫切需要。

⑨

总医院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解决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的措施，因为纯粹消极的排斥态度首次被禁闭措施所取代；失业者不再受到驱赶或惩罚；失业者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换来了照料。失业者有温饱的权利，但他必须忍受肉体和道德的拘禁束缚。但在度过了经济危机以后，禁闭又获得另一种意义，即它不再把没有工作的人关起来，而是为那些被拘禁者提供工作，使他们为全人类的繁荣作出贡献。它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可获得廉价劳动力，而在失业时期，可重新吸收懒汉，使社会得以抵抗动乱和暴动。

D　E福柯坚持认为，拘禁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社会预防方法，具有创新价值。具体体现了理性把癫狂排斥为一种非理性形式，而且还充分表达了两种有关被拘禁者的全新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癫狂意识，即估价意识和认知意识。

估价意识分为两种：一是批判意识，即理性把癫狂反思地意识为自己的对立面；二是实践意识，即理性依照集体规范排斥癫狂。对这种意识的经验具有四个关键特征：首先就是被拘禁者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懒散。其次，同文艺复兴的经验截然不同，恰如大禁闭从肉体上把疯人从生活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了，古典的癫狂经验则从概念上把癫狂从理性生活中排除出去了。再次，类似于其他非理性形式，癫狂作为一种懒散，违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伦理意识，因而受到谴责。

劳动是拯救工具。最后，癫狂被看作一个需要加以管理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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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５５

对象。同商业或经济一样，道德也受人管理。这里所说的肉体禁闭、概念排斥、道德谴责和管理控制这四种古典的癫狂经验的特征，也适用于穷人、性倒错者、犯人和其他被拘禁者，因此也就是一般非理性的古典经验的特征。

在福柯看来，古典的癫狂经验从未完全与非理性的结构相分离。确实，他坚持认为，“正是在癫狂与非理性并且单单与非理性的关系中，癫狂才能被理解。

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还不如让我们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之可能性的场所。“

D　F虽然在这里，疾病、犯罪、渎神者、纵欲者与癫狂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但在总医院刚刚成立时，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疯人并不象其他非理性之人那样是罪人，而是欣赏物，这就是癫狂与其他非理性形式的特殊差异，即疯人具有动物性，古典时代把疯人视作人类本性的动物方面在身上占主导的人。疯人比其他人健康，经得起严寒酷暑。鉴于其他非理性形式被当作要躲开公众意识的丑事，疯人却在固定时间里向世人展示。另外，恰如野生动物拒绝服从大自然的有序规律而受罚，拘禁和戒律期望能摧毁疯人的意志，抑制他的不合理的激｜情。由于不把疯人当作病人，所以癫狂很少与医学相联系，也不能与教养领域相联系。最后，鉴于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曾经传达了人类堕落的悲剧真理和人类虚幻的讽刺真理，而现在癫狂不再表达任何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受着理性的监视。

福柯所说的古典时代的认知意识，就是把癫狂意识为知识的对象，而不是排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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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注意到，与现时代相比，古典时代是异常的，因为它容纳了估价的癫狂意识与认知的癫狂意识之间的大鸿沟。

尤其是，把目光焦聚于拘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却没有诉诸对癫狂作出的医学或其他科学说明。

古典拘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待穷苦的新态度。在基督教古老传统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伴有劳动的诅咒，劳动既有经济必要性，又是精神赎罪。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物，他们都需要帮助。在中世纪，尽管贫穷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尊严，但贫穷同时又被颂扬为是检验富裕信徒有否善心的神圣设计。信徒们之所以获救，是因为富裕信徒的善行。然而，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情况就不同了。路德认为善行并非必需，因为它们为圣徒们什么也没有做，善行不再是一种拯救之途，善行的帮助开始被看成一种社会义务，贫穷相应地被视作“社会混乱的一种结果和社会秩序的障碍”

，为此，需要把穷人禁闭起来。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由于穷人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因而无社会地位，穷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