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型分崩离析了，古典认识型随之粉墨登场。分析取代了阐释，同一与差别原则取代了相似性原则，差别的区分代替了相似的综合，确实性知识代替了或然性知识，神话，巫术与科学开始分离。知识在于给表象以秩序。福柯剖析并攻击了知识问题上的机械论、数学主义和反数学主义，认为古典时代认识型的基本因素是知识与精确性（ｍａｔｈｅｓｉｓ）
的一种关系，Ｍａｔｈ－ｅｓｉｓ是一门关于衡量和秩序的普遍科学。人们总是以秩序和衡量为形式，来设想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于是，分别对应于言词、存在和需求领域，产生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等经验科学。
古典符号通过表象来指称其客体，作为知识形式，表象之于古典时代，如同相似性之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符号的三元形式（能指、所指和相似性）在古典时代成了符号的二元形式（能指、所指）。
在古典时代语言观中，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本体论领域，词与物相分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体现了文艺复兴语言观向古典语言观的过渡。
作为古典知识领域，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这三门经验科学具有共同的任务和本质结构，都表达了有关秩序、符号、语言和知识的相同方法，即都表达了古典认识型。
４。在１８世纪末，西方知识基础又发生了深刻变化，表象失去了中心地位，现代认识型应运而生。现代人认为，世界并非由因同一与差别而联系起来的独立因素构成，而是由有机结构组成。事物的结构相似性并非由于它们在分类图表中的邻近，而是由于它们在时间更替中相互接近。古典时代的表象图式开始瓦解。在普通语法中，“反思”的意味取代了“名词”的意味，语言成了研究对象。
在自然史中，“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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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９
意味取代了“特征”的意味。在财富分析中，“生产”置换了“财富”本身。与概念和客体的转变相一致，知识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通过两个阶段的转型，经乔内和博普、拉马克和居维埃以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分别在以上三个领域内的工作，语言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这三门经验科学产生了。
“人”
（Ｈｏｍｅ）
在古典认识型中没有位置，在１８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福柯的“人”并不指人类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实在。说在古典时代人并不存在，指的是在那时并不存在对表象本身进行表象的方法。在表象衰落的基础上产生的三门现代经验科学，都要求人既成为它们的主体，又成为它们的客体。一旦确立起有关有机生命、经济生产和历史语言的理解，就有可能发展作为一个物种存在（心理学）
、生产存在（社会学）和词语存在（文学）的人的概念。现代哲学对人所作的限定性分析采取三种形式，经验与先验对子、我思与非思对子和起源的隐退和返回对子，都反映了现代哲学（人类学）在最终设法达到自我超越时所走过的各种矛盾途径。
福柯认为，现代哲学追问人都采取“人类学”形式，并把人盲目地当作哲学研究的必然对象，因而处于“人类学”
沉睡之中。尼采第一次尝试着把思想从人类学沉睡中唤醒。尼采哲学标志着现代哲学与当代哲学之间的分界线。
５。
由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现代经验科学在１９世纪初的崛起，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分析等人文科学就有可能产生了。
雏生于现代认识型的人文科学是理解人的工具。
福柯认为，我们能从人文科学与数学、现代经验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中，把握人文科学的本质。由于人文科学只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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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说明，而无意识研究并不涉及人或人的理论问题，因此，人文科学并非“人”的科学，甚至根本不是科学。人文科学“消解”了人，人行将消亡。
６。
“人之死”
是福柯认识型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者说认识型变换的剖析是理解人的兴衰的先决条件。笔者把福柯的“人之死”思想放到从康德、黑格尔、马丁。路德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宗教哲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比较和分析。认为福柯的“人之死”与尼采的“上帝之死”同义，并指出西方学者严重误解了福柯“人之死”的真实含意。虽然福柯的认识型理论具有独创性，但它毫无顾忌地把李嘉图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却是许多人所不能同意的。尽管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某些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但他的反主体立场却没有变。
７。
福柯与结构主义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笔者以为，他不是结构主义者。通过对“符号的”和“结构的”结构主义进行限定，参照福柯自己的声明和解释，并主要依据福柯的真实思想和具体内容，福柯实际上是反结构主义的。福柯使用古典和现代经验科学（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普通语法；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
，作出有关现代结构主义理论的陈述，是为了论证反对结构主义。
福柯还认为，结构主义与人文科学都基于当代认识型之上，因而福柯的人文科学批判同样适用于结构主义。
第四章探讨福柯反人类学主体主义的第二部分内容，福柯认为人是知识—权力的产物。恰如人的诞生基本上是一个知识事件，人的消失同样是一件知识事情。人不仅是知识的产物，人还是权力的产物。惩戒权力产生了顺从的个体。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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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１１
柯分析“监狱”和“性征”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这两个主要的文化实践，旨在描述一种真正特殊的权力形式以及权力借以起作用和得以实施的方法。
现代知识取决于唯一的求真意志的机制，求真意志成了联结知识和权力的关键。于是，人又成为知识—权力的产物。
福柯的权力思想集中体现在《监督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中，但也散见于其他著作、论文和对话中。
一般来说，在１９７０年的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话语的秩序》以及这之前的著述中，福柯以否定方法来审视权力，认为权力限制了话语。
在１９７２年４月，福柯与西蒙访问了美国的阿蒂卡监狱后，福柯对待社会排斥（疯人、犯人等的排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监狱并不只是具有纯粹否定的排斥功能，还具有积极功用。
１。
《监督与惩罚》综合了早期著作的论题和方法，只不过它所研究的特殊机构，既不是《癫狂与非理性》的疯人院，又不是《诊所的诞生》的诊所，而是监狱。福柯把１８世纪下半叶弑君者达米安的处死这一耸人听闻的场面与犯罪学家于１９世纪上半叶制定的巴黎少年犯监狱的日常活动表对照起来，认为后者不是凭借炫耀武力，而是通过传播知识，剥夺犯人的自由和权利来威慑犯人的。惩罚旨在震撼心灵，而不是肉体。监狱成了总体的、连续的监视体制运行的场所。在把犯人改造为有用的社会成员时，权力以戒律形式作用于犯人身上。
惩戒技巧主要通过监视、规范化和检查而发挥作用。
惩戒权力的目的是增进控制个人的效用，把个人转变成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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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的臣民。
戒律并不只是出现在犯罪和惩罚的场合中，惩戒方法在１８世纪末的修道院、军队、工场和学校中广为使用。福柯反问道：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后者又类似监狱，这奇怪吗？现代社会成了一个惩戒社会。
２。
如果说《监督与惩罚》考察监狱、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证明了惩戒技术有助于把人产生为一个顺从客体。那么，《知识意志》研究性征、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表明性学把人塑造成一个积极主体。
不少人认为，从１７世纪中叶起，权力以本质上压抑的方法作用于性征，我们生活在沉寂的性征中。福柯批判这一以赖希、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压抑假说”。
“压抑假说”的倡导者作出了三个主要的错误假定，因而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从１９世纪初开始，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并不是性慎重，而是性征话语的大幅度增加。无论是基督教精神和Se情文学，还是世俗权力，都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文化通常假定性征即为自然本能，福柯则独辟蹊径，认为性征既是一个话语，又是一个实践。
因此，我们要处理的，如其说是一种将性排斥在外的否定机制，倒不如说是有关性话语、专门知识、快感和权力的一张精妙网络的运作。
福柯在批判“压抑假说”的基础上，还批判了有关权力的“法律—话语”想法及其两个专门变种：法律一自由的权力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认为它们的错误在于都坚持了权力问题上的经济主义。由于这些传统权力观都依据一个十分重要的本质（如法律、经济、国家、构成性主体、压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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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３１
理解权力，设定一个普遍的权力理论，福柯称之为本质主义的权力观。而福柯并不依据一种本质来理解权力，而是把权力当成一种并不具有必然的本质的形式的力量关系，因而对权力作了非本质主义分析。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分析的焦点是权力关系。其次，权力并不是一个神秘实体，而是存在于其实施中，权力实施在任何地方。再次，权力与抵抗共存，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再次，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否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还是生产的、积极的、肯定的。最后，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相互蕴含。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区分了“普遍”
和“特殊”这两种知识分子，重新限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以别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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