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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姆把这条彩女鱼捉住，剖开它的胃，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寄生虫、小鱼以及腐蚀的鱼虫。为大鱼清除伤口的坏死组织，啄掉鱼鳞、鱼鳍和鱼鳃上的寄生虫，这些脏东西又成了鱼“大夫”的美味佳肴。这种合作对双方都很有好处，生物学上将这种现象称为“共生”。
更有趣的是，小小的彩女鱼在与凶猛的大鱼打交道时，不但没受到欺侮，还会得到保护呢。布兰姆对几百条凶猛的鱼进行了观察，在它们的胃里都没有发现彩女鱼。然而，他却多次看到，一旦敌害来临，大鲈鱼自身难保时，它便先吐出彩女鱼，不让自己的朋友遭殃，然后逃之夭夭，或前去对付敌害。
这便是典型的“和”，凶猛的大鱼虽以小鱼为生，却从不吞食这些能为它们治病的彩女鱼。自然界尚且如此，有思维的人类更应以此为鉴，在纵横交错的利益相关中，努力寻找一种可以和谐共存的方式，不仅能减少伤害，甚至还可能极大限度地接近和谐。对冯友兰先生而言，“道德上之所谓‘和’，正如知识上之所谓‘通’。科学上一个道理越能释之现象愈多，则愈真；社会政治上一种制度，若所能满足之欲愈多，则愈好。”
善用众力，事无不成
在社会中一人之生活，需用许多工艺之出产。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也”。
——《理想人生》“孟子哲学”
俗语有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就像是生态环境中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始终是一环扣一环的，一旦其中的一个行业出现空缺，整个社会便会如缺掉一环的食物链一样，陷入混乱之中。
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道理。冯友兰先生曾就此特别举例说明过：拿一个戏曲学校作为比喻吧。一个戏曲学校里边有学生，有教师，还有一些管理服装道具之类的人。学生之中，可能出来一些优秀的演员，但不一定将来都是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演员就像大文学家、大学问家，不是专靠学校培养就能出来的。还有教师，教师能教学生演戏，可是他自己未必能演。在大学的哲学系中，学生中可能出些哲学家，但是不一定。哲学教授就只是哲学教授，他们能教学生，但自己未必是哲学家。这不仅哲学系是如此，各系都是这样。历史系未必能够出司马迁，文学系未必能够出李白、杜甫。像这些特殊的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一个剧团中，管理服装道具也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在一个戏曲学校中，也需要传授这种知识，培养这种人才。他们未必都能演什么戏，但是要知道演什么戏用什么道具；他们未必能演一个角色，但是他们要知道在什么戏中什么角色要穿什么服装。这些知识，看起来很琐碎，但是没有这些知识就不能演戏。这种人好像是无关紧要，其实没有他们戏也是演不成的。就好像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螺丝钉虽小，但是没有它机器就不能开动。所以机械厂里也得制造螺丝钉。
确实，整个社会就像一部大的机器，各个不同的行业，就是机器上的不同部件，只有在部件齐全且正常的情况下，社会这个机器才能正常地动作。了解了这一点，方能清楚地看到个人所处的位置。人们的生活，时刻都是与社会相关的，也就是与他人相关的，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社会中一人之生活，需用许多工艺之出产。所谓“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也”。必自为而后用之，乃不可能之事。故必分工互助。治人者，治于人者，其所事虽不同，要皆互相需要，彼此皆不可以相无也。
身边的每个人、每个行业，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而，无论何时，都不要站在与别人的对立面上，那样只会陷入致命的“囚徒困境”之中。
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根渔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要了一根渔竿，然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
得到鱼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他狼吞虎咽，还没有品出鲜鱼的肉香，就连鱼带汤吃了个精光，不久，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另一个人则提着渔竿继续忍饥挨饿，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走去，可当他看到不远处那蔚蓝色的海洋时，他连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了，他也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间。
还有一对饥饿的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根渔竿和一篓鱼，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寻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经过遥远的跋涉，来到了海边，从此，两人开始了捕鱼为业的日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子女，有了自己建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同样是一篓鱼和一根渔竿，前面的两个人饿死了，后面的两个人不仅摆脱了困境，还因为这两样东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可谓是天差地别，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合作。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篱笆三个桩”，还是源于西方文化的“木桶定律”，无不是用最生动鲜明的方式，证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在社会中不能孤立生存，只有在获取别人帮助的同时帮助别人，才能互惠互利，让人生避免“捉襟见肘”的尴尬。
大独必群，做一个社会的人
个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存在，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
——《三松堂自序》“40年代”
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处于社会之中，“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归属，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社会性”自始至终都会伴随左右，像鲁滨孙那样因不可抗力而远离社会的人，同样也需要一个“星期五”做伴。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便要做一个社会的人。
冯友兰先生说：“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个人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生存，才能发挥他的作用。他跟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像一盘散沙中的一粒沙子，而是像身体中的一个细胞。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说，如果把人的一只手从他的身体分开，那只手就不是一只手了。”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离开了群体，任何人都无法独立生存，一个人的能力再出类拔萃，如果离群索居，就绝对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章太炎先生有一句名言：“夫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一个人要想成为杰出的人物，必须学会融入集体，利用集体的优势来成就自己“大独”的理想。即使一个人的能力不算优异，但若他学会融入集体，借助于“群”的力量，那么他获得成就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楚霸王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他年少时学习书法不成，学剑仍不成，遂立志要学“万人敌”，于是跟从叔父学习兵法。他身高八尺，力能举鼎，武艺高强。年轻时的项羽志向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
与项羽相比，刘邦在四十岁时还是一事无成，只是一名小小的亭长。这位布衣出身的汉高祖在年轻时，还是一个市井之中的无赖。他长得没有项羽英俊潇洒，更没有项羽武艺高强，也没有项羽那么良好的家庭背景，可以说，年轻时代刘邦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能当上皇帝。然而，最终登上皇位的人，却是他这样一位小混混。
这当中有什么原因呢？后来，史学家们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项羽虽然优秀，但他的“大独”理想是建立在“群”之外的，而刘邦虽然不怎么优秀，但时势造英雄，他是在“群”中一步步被推为“大独”的。项羽的确武艺高强，用兵也非常有术，“破釜沉舟”的典故就是用来形容他的军事才能的，然而项羽总是仗着自己的个人能力，忽视了他的部下们的作用。正如原来本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所说：“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对待自己的部下，该给的封赏又十分吝惜，只凭借自己的匹夫之勇，自然不可能成就帝王的霸业。”而刘邦呢？虽然本领不怎么样，用刘邦自己的话来说，“文不及萧何，武不及韩信，谋不及陈平”，然而这些人才都能为刘邦所用。这就说明了一点，刘邦是一个群中的“大独”，一个懂得充分利用“群”的力量的人。
最后历史的进展也正是如此。鸿门宴后，项羽再也没有了杀刘邦的机会，反而逐渐被刘邦赶超，最后在垓下决战之时，英雄一时的西楚霸王谱写了“乌江自刎”的悲歌。
项羽的悲剧正好印证了社会之于人的重要性。许多杰出的人士，之所以被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击垮就是因为不善与人沟通，不注意与人交流。
据《圣经》记载，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互相协助，日子越过越好。后来决定修建一座通到天上去的高塔，即巴别塔。上帝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怒，心想：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于是，上帝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言语不通。从此，人们各自操起不同的语言，感情无法交流以，误解开始出现，巴别塔因此半途而废。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但就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圣地亚哥认为的那样，世间存在一种宇宙万物共通的语言，只要你愿意，就能发现它的存在。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没有一颗融入社会的心。唯有拥有了这样的一颗心，才能不再一人隅居，重新回归充满温暖的人群当中。
薄则于人，善用内心尺度
每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