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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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远去的背影- 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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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12'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13'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14'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15'。

2006年10月29日

'1'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第278—279页。

'2'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68页。

'3'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4'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7—188页。

'5'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88页。

'6'苏云峰:《从清华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1页。

'7'韦君宜:《敬悼冯友兰先生》,《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8'韦君宜:《“二·二九”那一天》,《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9'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第195页。

'10'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1'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

'12'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13'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

'14'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

'15'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刊物。继北京大学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可以说,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二十年代末期,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兴起,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有所谓“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分,而这时期“京派文学”的作者,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抗战爆发,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

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1949年后,新文学进入了所谓“当代”,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这样一种身份合一、一身二任的现象,进入“当代”后基本绝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身份本是“作家”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成了大学里的“硕导”或“博导”,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硕导”、“博导”。表面看来,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

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1日,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吹响。陈独秀在答应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的胡适。1917年7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胡适后来收入《尝试集》中的一些新诗也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周作人也于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191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鲁迅虽迟至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这期间,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如果把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比作一座山,那《新青年》就是这山上的一孔清泉,从这里流出了新的文学思想、新的诗歌、新的小说、新的散文;从这里出发,新文学流成了一条大河。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说道:“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1'

论及新文学初期的情形,还不能不说到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月刊。1918年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新潮》。《新潮》与《新青年》相辅而行、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然辞世,罗家伦在1950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说:“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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