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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88年，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都是最为流行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当时社会氛围和公众心态的真实写照。
21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时常让人追忆的传说。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向外界宣告了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设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800多名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飞鸟尤有半年程”。人们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天涯海角”，以前常被当作充军发配之地的落后边陲，一下子成为全中国的聚焦点。
几天后，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26号），提出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整个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你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一夜之间，来自全国各地浩浩荡荡的“十万人才”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成为中国人才流动大潮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沉寂多年的琼州海峡一时间舟楫穿梭，人潮涌动。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在他们人生旅途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来到这里，希望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
海口市有个著名的“三角池”。著名，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而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闯海人”的大本营、民间的人才市场。“三角池”旁，有个被称为“人才墙”的地方。1988年的时候，来自内陆的人们都挤在这里张贴或收集招聘、应聘的信息，寻找着自己的梦想。这个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1988年还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到了海南。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他组织了12名学生，骑着自行车，自上海一路南行向海南。
郭广昌在海南待了六天，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人才”很难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第二年毕业时，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郭广昌写道：“海南太令人神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但是，他至今也没来海南投资。
建省之初的海南，边远落后，百业待兴，且市场太小。面对如潮人流，海南告急。
仅以建筑公司为例。据海南省建设厅统计，截至1988年5月底，海南登记注册的省外建筑单位有242家，共8。3万人，加上省内自有的265家建筑公司，共8。7万人，在海南的建筑公司已达507家，共17万人，相当海口市1/3的人口。但海南基础较差，建筑市场并不景气，大多数建筑公司无米下锅。1—5月，仅有10个建筑单位开工。即使这样，仍有200多家大型建筑企业要求到海南注册。
满怀热忱涌向这座海岛的人们，领略了椰影婆娑的热带风光后，心情不免沉重起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现实： 目标太高，起点太低。
创业的艰难，让不少“闯海人”退缩了，十万“闯海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回流了。这其中就包括今天大名鼎鼎的李书福。开过照相馆、也生产过冰箱配件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至今他都不愿提起这段让他欲哭无泪的经历。
而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激｜情过后，他们慢慢理智起来、清醒过来，用勤劳和智慧，构筑着自己与海南未来的希望。
如今已是海南知名房地产商的姚惠芬，也是十万“闯海人”之一。她领导的海南置地公司已在海南开发了“置地花园”等多个高档楼盘，誉满岛内外。正是当年“姚惠芬”们的执著和热情，支撑起了海南今天的繁荣和现代。
姚惠芬说：“这么多年走过来，所有的闯海人，包括我在内，想起当年的一幕，都会觉得非常难得，非常自豪。所以，1988年，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最难忘的，而且也是最激动的、留下最深最多记忆的一个年头。今生今世，不可能再重演，今后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这是在海南最集中的一次体现。”
说起海南传奇，说起房地产故事，有两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冯仑和潘石屹。
很长一段时间，冯仑的口头语是“上岛的时候”。他说的“上岛”不是上岛咖啡，而是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1988年底，冯仑顶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任副主任”的帽子到海南，名为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其实就是下海。筹建的费用据传来自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一万台彩电批文，到了海口，冯仑将彩电批文倒给了一个私人老板。几经讨价还价，双方30万元成交。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1989年，在改革开放迈入关键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它彻底改变了冯仑的命运，体改所被撤，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醉心于“仕途”的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地冰冻。这段时间，恰逢“下海”之后一年多，是冯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
而此时，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场长的“重任”。管理300多“民工”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
潘石屹出身贫寒，闯荡深圳时甚至没有边防证，靠着花十几元找当地农民带路，钻过铁丝网才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而现在身在海南，面对砖场倒闭的现实，潘石屹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他看到街上卖烙饼的、摆地摊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留在海南干一番事业。
“我记得1990年的除夕是在海南过的，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潘石屹回忆，那天晚上，他想在简陋的招待所值班室里看春节晚会，但服务员拒绝了，因为要休息。潘石屹慨叹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他坦言，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将会走上那条或辉煌或没落的创业路。
20多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上岛”后的第三年，冯仑与潘石屹的命运终于交织在了一起。两个“失意者”终归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尽管他们一个曾醉心仕途，现在正“虎落平阳”；而另一个出身山野，是财富的失意者。
此时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两个失意者的命运正在靠近。1990年，迷茫中的潘石屹结识了易小迪。易小迪喜欢参禅悟道，但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短命的体改所工作，与冯仑同是天涯沦落人，算得上患难之交。今天的易小迪则是阳光100董事长。
于是，结识了易小迪的潘石屹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这个研究会由易小迪组建。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潘石屹与易小迪的情谊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正是在担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时，潘石屹与易小迪的前同事冯仑结识。加上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三人，他们便是日后颇为著名的“万通六君子”。六个人当时最大的冯仑33岁，最小的24岁。他们原本天南地北，各不相识，只因海南大开发而呼啸聚义。冯仑被尊为大哥。后来冯仑看过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的书，他将“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而利无别”。
从海南万通成立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并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什么正派执著啦，有责任感啦，追求理想啦，倡导牺牲精神啦，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显露出与同时代、同样经历者的不同境界。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他们当时做了非常多的约定，第一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规则六个人都坚守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