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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时代的分水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当时的中国寻求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迎来了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春天。
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个冬天，15岁的潘石屹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山沟沟里读中学，每天饿着肚子苦读到深夜。这位“身不高，体不壮”的农民后代，在20多年后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大腕，资产达数百亿元。
潘石屹坦陈自己“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享过改革的福”。他说，不是邓小平，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只能是一个终老困苦于山沟沟的农民。在中国，有同样经历和想法的，又何止潘石屹一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让每一个中国人心头都暖洋洋的。因为，从此中国重新回归于理性而正确的轨道上。
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这个经历了千年风雨激荡的东方古国校准了定位，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中国历史上最具社会责任感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留下最富忧国忧民情操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居者有其屋，多少年，多少人，在为这个梦想而努力，房子始终倾注着人们的无限希冀与憧憬。千百年来，人们对住房的追求从未间断。华裔学者杜维明曾把中国的住房比喻成一部最缠绵的红“楼”梦。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人却是“居者忧其屋”。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住房极其紧张的“特困户”，甚至无处栖居，流落街头。
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还没有听说过“房地产”这个词汇，他们只晓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小、太挤。
上海的冬天，阴沉沉的、灰蒙蒙的，无精打采的太阳将它缺乏热量的光线投射到这座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狭窄的里弄和蠕动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投射到拥挤的楼房和一片片鸽子笼似的小阁楼上。
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就是这些“鸽子笼”中的一间，13平方米，挤着三口人。
3。6平方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就是上海一个普通职工的生活空间。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们腾挪搬移，费力经营着自己局促的生活。在一个不到1。2米高的阁楼上，杨希鸿的女儿上上下下了十几年。
不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国，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30年前，我们一家十口人就挤在位于永安里的20平方米的一间平房中。”回忆起30多年前的情景，北京居民朱奶奶记忆犹新，一家十口人，除了七个儿女外，朱奶奶的婆婆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
20世纪70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还基本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据朱奶奶回忆，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职工在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等综合评分。“想分房要论资排辈。”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但是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朱奶奶至今难忘：“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送礼的、递条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胁的。经常有要结婚的年轻人，跑到有关部门吵着闹着要求分房子。”
60年代末出生的张强小时候和姐姐、父母在筒子楼里居住，直到他上了初中，单位才给父亲分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带独立洗手间的房子，虽然位置比较偏僻，但比起一家四口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筒子楼里，条件改善了很多。张强至今还记得搬进新家的当天晚上，一家人很奢侈地到餐馆庆祝。
事实上，在福利分房时期，对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来说能在退休前分得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一旦儿女成家，就只能与父母挤住在一起，三代同屋的住房现象普遍存在于众多家庭之中。
过道上码放的煤球，用废旧木板搭成的简易储藏室，嘈杂的公共厨房、水房，潮湿阴暗的过道，昏黄模糊的灯影……至今；筒子楼里的记忆仍然深深地印在张强的脑海中。
统计数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标杆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近30年间，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仅为374亿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积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刚刚新中国成立时少了0。9平方米，全中国的城镇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户。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新中国经济观念中，普通职工的住房需求，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视的，本应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被用来发展重工业。
然而，面对全国869万城镇缺房户，疲弱的国家财政早已无力承担。名义上用于房屋维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职工缴纳的房租，在低工资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怜。杨希鸿记得，在她每个月工资是40元的时候，她只需要交纳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这个数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增加过。
房子一直是中国人烦恼的主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3亿人口，到1978年增加到9亿。1949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1978下降到3。6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城市逾1000多万尚未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假如把他们算上可能连3平方米都不到。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可想而知人们居住条件越来越差只能是唯一的结果。
据杨绛先生回忆，1977年她和钱钟书住在学部办公室已近三年，“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后来猜测是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帮助，才搬离办公室。今人也发现一封“要房信”，胡乔木上书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字字句句为解决顾颉刚、蔡仪等著名学者全家蜗居之难……由此可见全国居住之窘迫。
虽然中央也提倡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应依靠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以及个人。但实际上始终以前三者为重。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效益好的单位和个人就能分到房子，效益不好的单位和个人很难分到房子，造成了贫富差距。另一个现象就是租金很低，每平方米只有一毛钱左右，也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面，养一只老母鸡，老母鸡生下的鸡蛋就足够交房租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这样形容当时的住房制度现状，“这影响了住宅的良性循环，实物分配的住房制度必须改变。”
“这些房租，连旧房子的维护都不够，更不用说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住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张元端说。
一边是亟须改善的住房条件，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财政难题，站在1978年的起跑线上，关系民生的房子问题，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如果要推选一个“总设计师”的话，他也是邓小平。
国家家底单薄，百废待兴。面对窘境，如何改善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从中央部委到省、市、县有关部门，从中央首长到基层单位领导，无不百般研讨，绞尽脑汁，到头来还是乱麻一团，无计可施。
1978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大体精神是： 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的潜力不小。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同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视察北京前三门新建的公寓住宅楼，在谈话中肯定了北京市为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所作的努力，对新住宅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并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老人家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因此，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的张百发（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后来说：“小平同志是最早提出住宅商品化的国家领导人。”
伟人就是伟人！高屋建瓴，柳暗花明。
邓小平的讲话，是开启住房制度改革的开场白。
邓小平的讲话，是构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宣言书。
无论多么杰出的角色，都依赖于伟人搭建的时代舞台。
这年年终的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当年“年度人物”，并用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题为《一个崭新中国的多样愿景》（Visions of a New China）。
正是这一幅幅改革开放的愿景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人生。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和舞台，所有风光无限的中国房地产商都将有着迥然于今天的人生际遇。
1978年
● 理论界开始提出住房商品化、土地产权等观点，为我国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 9月，全国城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讲话。
● 11月11日至14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听取新加坡住房与发展局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并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楼顶层，鸟瞰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
1979知青返城住房告急
这个民族刚刚从夜里醒来喝了一杯开水
吃了两个小饼
然后就在这条街上
放出了大片的铃声
沿着这条街
是走向工作和走向未来的呵
——吕品贵《中国的一条街》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1979年远没有1978年那般绚丽。
直到今天，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