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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为中国人所知的一休和尚也是出生在这一个时代，一休法名一休宗纯，真名“千菊丸”（因是天皇家族后代，而日本天皇自号神之后裔，故无姓），1394年1月1日生于京都，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是日野中纳言的女儿伊予局，一说是藤原显纯的女儿藤侍从。
当时的日本在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统治下，结束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南北对峙的局面，政权中心从镰仓转移到京都。由于一休的母亲是被击败的南朝权臣藤原氏人，足利义满逼迫后小松天皇将其逐出宫廷。足利义满令一休从小就在京都安国寺出家，据日本史料记载，一休公开声称自己“淫酒淫色亦淫诗”，而且在1471年78岁时，遇到一个名叫森的盲女，彼此产生爱情。在题为《梦闺夜话》的诗中，一休这样写道：“有时江海有时山，世外道人名利间。夜夜鸳鸯禅榻被，风流私语一身闲”。当时的日本佛教、禅僧和女人私通更是公开的秘密。也曾流行这样的谚语：“不为者佛，隐匿者上人”。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
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
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坚信日本是神国，天皇是人与神的结合体，是日本人的祖先。受神道教影响颇深的日本，格外尊崇祖先，天皇对人们的统治是神圣的，为神庇佑治理的日本自然要肩负起统治世界的使命。在二战中，最能鼓舞日本士兵士气的口号莫过于“对天皇效忠”。为了天皇，这些士兵从不顾及自身生死，远离家乡的他们，时常会对着日本皇宫所在的方向叩拜，仿佛天皇就在眼前，他们以这样的礼节表达对天皇效忠的决心。而在绝大多数日本士兵眼里，由神圣的天皇宣布发起的战争，毫无疑问也是神圣正义的，不容怀疑。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日本国内很快便开始了对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评价工作，为了了解日本国民对天皇的真实想法，日本《读卖新闻》特地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调查将“昭和”，也就是裕仁天皇在位的年代，以战争的结束为界，划分成“昭和初年到战败”和“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两个年代，结果有13％的人认为“昭和初年到战败”是日本的“辉煌时代”，认为其是“晦暗年代”的占74％。同时，有89％的人认为“战败到昭和结束”这一时期是“辉煌的时代”，也只有9％的人认为战后的日本是晦暗的。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战后的昭和时代表示认可，也并没有认同举国狂热的战争时代。调查又发现，大部分对战败前作出高评价的多是一些老人，而年轻人绝少有对那个时代作出“辉煌”评价的，另有20％的年轻人干脆表示自己对战败前的状况很不了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认为战前是“晦暗时代”。而从来都在政事上各抒己见的各个党派，在对战前战后的看法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大部分都认为战前的日本是晦暗的，认为战前“非常晦暗”的自民党人占总数的33％，社会党人占了41％，共产党则占了60％。
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认为战后的日本不“辉煌”，无论人们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大家都普遍认为战后是“辉煌时代”，亲身经历了残酷战争，并耳濡目染战争狂热气氛的70岁老人为83％，只受过中小学教育的人为86％。
已故裕仁天皇的生日是4月29日，新登基的明仁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日，在被调查者中，有82％的日本人都希望能将这两天作为节日，而反对把天皇生日当成国家节日的只有2。9％，令人惊讶的是，越是年轻人越希望定这两天为节日，在20岁的被调查者中有91％的人都赞成把这两天当成节日，这些从没有受过皇权教育的年轻人，对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天皇和皇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天皇不管是人是神，都是日本的象征。战后初期，国势衰微，日本人开始剥去了天皇神圣的外衣，对天皇制进行深刻的反思，正如他们对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一样。而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人的民族感也被唤醒，埋藏于他们心底多年的天皇情结也一齐苏醒。
第九章 压力
军事家蒋百里，他的名气在日本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和他的抗日战略理论。蒋百里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轻松夺得第一名，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日本天皇佩剑取走了，他的同学荒木贞夫之流后来是打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主要将领。
蒋百里在分析日本人时，首先就谈到了日本人的悲剧情结：日本人喜欢吃鱼，尤其喜欢吃活鲤鱼。日本人把鲤鱼比做武士，因为鲤鱼放在案板上，即使挨了刀子也不会动弹。日本民族切腹的传统估计与吃鲤鱼有关。日本人吃鱼要看着活活宰死才吃，觉得这样才有风味。所以，日本人有残忍性，还保留着岛国人吃人肉的遗传。
蒋百里认为，日本人属于血气热腾的人种，不适合寒带生活。与同是英国的岛国相比，日本没有伦敦那样的雾，浓雾天气锻炼了英国人的体魄和眼光，而日本人不具备。与同在东亚的中国人相比，日本没有中国的黄河长江，黄河长江培育了中国人浩瀚的胸怀和悠远的风度，而这些日本人不具备。日本的自然环境明净艳丽，刺激这个血气旺盛的民族的眼睛，使他们时时关注外部世界，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外部世界缤纷复杂，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复杂的环境中找到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焦急的、容易陷入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发，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日本人一种心理阴影。”蒋百里认为日本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使得他们容易性急，也容易陷入悲观和浅薄。
英国女作家拉梅曾写过一部小说《龙龙和忠狗》，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的比利时。有一天，一位修女造访了安特卫普镇的大教堂。这位修女仰望着鲁宾斯“圣母升天”画，回忆一下子坠入到20年前……少年龙龙和爷爷以帮人运送牛奶为生，生活过得相当清苦。一日，龙龙和爷爷在路上捡回了被五金行老板欺负得奄奄一息、弃置于路边的老犬阿忠。这样的缘分展开了龙龙与阿忠的患难情谊。紧接着，没有能力看病吃药的爷爷撒手归天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村子此时居然又发生了大火，没想到村人居然认为龙龙是纵火犯，让悲伤又无助的龙龙根本无处遁逃。失去爷爷的龙龙，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大教堂，龙龙心想“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这部小说于1872年发表。事实上发表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口碑不佳。原因就在于小说的悲惨结局不讨人喜欢。好莱坞曾经４次将此作品拍成电影，但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