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起来，这涉及灵魂的结构，而不涉及社会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无须改革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能自动产出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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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１人的奴役与自由
即便恪守某一宗教信仰的有产者，也未必会相信有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更不会相信人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要他为着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一个世界中作出牺牲，是万万不行的。
他的宗教的质仅仅为他自己服务，仅仅是他在这一个世界中寻找和巩固自己位置的铺路石。当有产者的经济实力衰竭，当他的财产岌岌可危，当无产者揭竿而起，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这时，有产者便喜欢谈及世界的消亡。但这也是声东击西而已。
在有产者眼里，人格主义的末世论前景是头怪物，他完全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感受世界厄运的终止。末世论意味着平庸的资产阶级王国的终止，即对这个王国进行革命的更新。对此，有产者当然不会同意，他当然会始终如一地确信自己王国的昌盛，而有碍昌盛者，尽在他的仇视之列。其实，有产者本身便是末世的佐证，便是世界历史终止的一项动因。
要是没有有产者的生存，世界也许另有一番光景，甚至还会进入永恒。质的无限性是永恒性。有产者恰恰钟情于量的无限性。正基于此，所以终点非到来不可。终点一定会到来。
有产者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自身，也通过各种渠道反抗个体人格的实现。
但有产者毕竟是人，他烙印着上帝的意象，具有个体人格的潜能。只不过他是负罪者，是把自己的罪视为德行的人。如果把有产者判作敌人，大张挞伐，这恰恰是不纯正的。
这种作法往往是想在社会动乱中取代有产者的位置，以成为新贵。
必须拒斥有产者的统治和布尔乔亚精神。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财产视为手段。有产者应更改自己的人性，而不应更改对他人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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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革命的诱惑与奴役：革命具有两重意象
革命在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是一桩永在的现象。一切时代都留驻着革命的足迹。早在古埃及，革命就蜂涌不息。那时，它携有极强的目的，历经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后，产生出一套系统的等级秩序。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革命也频频四起。
各个不同时代的一切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为反抗奴役和等级制，无不付诸革命。
客体化世界中没有永恒，没有什么是上帝所造。在那里所能得到的，仅仅是短暂的繁荣和偶尔的安定。当然相对而言，人们也赢得过没有失业、危机、战争和革命的和平日子，只是这一切总转瞬即逝。
更多地，人类还是站立在火山口上，感受那巨大的地热的喷涌。
革命在社会生存中永远不可避免，而冲突和流血似乎永远理所当然。每当革命爆发，有人恐惧和退避，就像大雨临头而各自出逃的鸟儿，四下找寻自己的巢｜穴；也有人从革命中升起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然而，革命的结局总轮到暴君伪理统治人类，接下去，伪理猖獗，民不聊生，再接下去，周期性的大众革命又勃发。于是，革命永远顺天应人，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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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革命具有两重意象，或者说具有两个本质：一、不断地趋近时间的终端，实现上帝的最后审判。二、蕴含着魔鬼的基因，显示挫伤、倒错、恐惧。革命的第二重意象向我们证实：社会改革的创造力量总被扼杀，社会习惯性总是取胜。
本来，人寄期望于革命，渴慕革命把人从国家、强权、贵族、布尔乔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虚幻的圣物和偶像下解放出来，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不幸得很，新的偶像、圣物和暴君不断地被造出来，它们不断地奴役着人。
革命家和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是一位摈弃了乐观主义幻象的自由人。他洞察将来的目光极其深邃，他曾激励人们同所谓的人类解放者抗争，要人们去做自由人。他说：“群众是在平等的观念下理解均等的压迫。”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那里。”
对于将来，他还这样告诫我们：如果宗教的和政治的没有转化为人性的，自由的世界就永远不会在将来出现。他还说：“憎恨王冠是小事情，重要的在于迅速遏止对招牌换记的尊崇；清算大人物侮辱小人物的罪行是小事情，重要的在于辨清ｓａｌｕｓｐｏｐｕｌｉ①的罪。”由此我们看到，即便赫尔岑的人格主义的哲学基础很薄弱、很天真，但他仍是位人格主义者，仍具有人格主义的革命性。赫尔岑是一个摈弃了革命神话的自由人。他想成为革命者，但与此同时，他对自由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判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人格主义凭藉人的名义进行革命，不凭借社会的这种或那种的名义。它比任何革命都更艰辛、更深刻、更激进。迄
①拉丁文：意为民众万岁。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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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０２
今为止，人格主义的革命尚未莅临。真正深刻的革命即更换准则，亦即改变人们所依恃的社会的准则。这种革命不促成社会发生流血的暴力事件。这是个体人格的革命。中等次的大众在这种革命中常处于保守状态。革命的自然力总是反叛人格主义的，即总是扼杀精神的个体人格的自由和个体人判断的自由。当然，它也导向对专制和暴君的反抗，但在适当的时候，它又会产生新的专制和暴君。革命是战争，它每每把社会划分为两个简单对峙的营垒。革命也可能喊出民主的口号，但民主只适合于和平生活，在战争和革命状态中全然没有民主。
革命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断裂。不间断性，或者人们喜欢说的发展的“有机性”
，即是乌托邦。
两相比较，“有机的”比革命所造成的断裂更虚幻，更令人恐惧。
在社会“有机的”
过程中，在和平生活中，传统的信仰极易得到庇护。因此，从某种意义看，人类的灾难或许更给人以依稀的微明。极端的革命会造生死亡。但为了生，需要死。人类社会的自身发展需要经由死亡，因为十字架上背负着人类过去的罪愆。革命是部分的死，是以部分的死换取全新的生。这全新的生绝不是革命者们所构想的那种，它需要人和人民遍历痛苦的深渊。
黑格尔说的“苦恼意识”
，对此倒十分真确。除去这种痛苦，便不能臻于生命的和谐圆满。在这个世界中不可能以和平与无冲突的方式长入幸福。阶级所利用的那种幸福和繁荣，垒筑在相对的不幸和牺牲之上。无限幸福和无限繁荣的幻象是最虚幻的幻象之一，特别当它置于不正义的基石上时。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性的正义，有的仅是残酷的非人性的正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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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命运的正义。
以理性和道德的观点审视革命，未免天真，因为革命总显示非理性和无道德。按革命的非理性的本性来说，于其中发挥作用的是自然的、甚至无理性的力量。这类东西极易蛰伏于大众。当然，反革命也与革命一样，因为人们具有刺激邪恶本能的潜能。
这里存有革命的悖异：革命是非理性的，受非理性的本能的支配；但同时，革命又隶属于理性的意识形态，于其中发生理性化的过程。例如，为了实施理性的标语口号则利用非理性的力量。
非理性的东西经由长期的积淀，常常融进了过去的传统，它完全有可能包裹着荒谬和不公正，以阻碍生命的拓展。所以革命一到来，便要更换和摧毁理性的机制。创造出来的总是革命的将来，总是理性的将来，在将来中应该是理性的胜利，只是这种胜利要经由同非理性力量的抗争。关于革命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悖异，从法国和俄国的两次大革命中均可得到佐证。
革命的积极性总抓住人的情感。
这种情感也许是鲜明的，但常取用自发的、非理性的，甚至无理性的形式。于是，革命不可缺少敌人，也不可缺少对过去的仇恨，否则革命便无法存活。
恐惧的心理在革命中有着不同凡响的作用。那些屹立于革命顶峰的领导者，其内心常骚动不安，忧虑和恐惧与他们形影不离。唯有遭受这种病态心理折磨的患者，才会如此疯狂地向人施行报复，阴谋、逮捕、刑讯、宗教裁判所、断头台、火刑柱、枪毙、暗杀……真是应有尽有。像这样疯狂地迫害和摧残异端，追究起来，多多少少是由于恐怖分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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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０２
受到忧虑和恐惧的折磨，致使他们别无二法，只能这样来缓解自己。因此，在被一定信仰和世界观所认可的恶中，忧虑和恐惧是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命的大恶。忧虑和恐惧扭曲人的本性，遮蔽人的良心，把人降格为兽类。人的心理在战争中更易被扭曲。人，一旦被纯粹的负面价值所支配，被恶的意识钳制，以为唯一的共相由此显现，那么后果定将不堪设想。
革命爆发的原因也许是，要彰显人的价值，否弃旧生活，激发个体人对生活的判断。但在革命的自然力中，个体人的价值、判断和良心会受到削弱，甚至会被集体的价值、判断和良心所取代。这时就会发生客体化过程，发生人的本性的异化，即人的本性被抛入客体世界。真正深刻的革命应遏止人的本性的异化，应把自由的主体性转注给人。忧虑和恐惧源于生存向外抛出，把人强行划归为彼此敌对的两个营垒。
敌对世界显示客体的共相化了的特性，其内部貌似自成一体，但人于其中能遇到的不是“你”
，而仅仅是“非我”。纷繁多样的世界被镶嵌在敌对的“非我”中。忧虑和恐惧类似于摩尼教意识。摩尼教为扩充争斗的张力，在凝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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