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奴役与自由- 第57部分

　　　　生存时间的持续性完全不同于客体化时间的持续性，即完全不同于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持续性。生存时间的持续性依赖于人生存的内在体认的紧张度。当然，客观地看，短暂的一瞬也可以体认无限性。无限性在矛盾的导向中，在苦难、欢乐和兴奋的导向中。一切心醉神迷的状态都可能脱出客体化的、数学式的时间计算，而走向生存的质的无限性。

　　　　这一个瞬间可能显示永恒性，而另一个瞬间可能显示拙劣的无限性。幸福的时刻意味着忘却钟表和日历，意味着人走出了数学式的时间。只是人们的大部分生活都十分不幸，像这样的幸福时刻实在太少，所以，人们极易习惯于进入数学式的时间。

　　　　苦难是生存秩序中的现象，但它在数学式的时间里会被客体化，会显示量的意义上的无限性。对永在的地狱般的苦难进行探讨的那些学说，在涉及苦难的生存体认时，往往奇特而又荒谬，这是由于它们混淆了生存时间与客体化的数学式的时间。人历经了地狱般的苦难，这确实折磨人，但最折磨人的还是这地狱般的苦难有始无终。虚幻的无限性完全不具有永恒性，它意味着在客体化时间中的滞留，它不能走进永恒。在这里，是痛苦万状的主体性接纳了客体性的形而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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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８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凡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一切，其运动方式都不是水平线式的，而是垂直线式的。

　　　　若参照水平线，这仅仅是一个点，只是于其中从深层次上产生了朝向超越的突破。可以把关联于生存时间的事件看作彰显平顺性的水平线。这种水平线得力于这些从深层次上进行突破的点的运动。这是逐外，不是外化，不是在客体中发生的客体化。一切创造行动都实现在存在时间里，而仅仅投射在历史时间里。创造的热情和心醉神迷脱出客体化的数字式的时间，不发生在变化的平顺性中，也不依照水平线的方式运动，而是依照垂直线的方式运动。创造行动的结果外化在历史的时间流里。生存的事物在历史中发生突破，历史的事物反作用于生存的事物。凡发生在历史中的重要的和伟大的一切，凡真正崭新的一切都是在生存的位置上和在创造的主体性中发生的突破。人的在历史中的一切重要现象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在历史中是关联于这种突破的阻断性，而不是关联于连续无止境的平顺性。历史的形而上学在历史中，但它不是历史进化论的产物。奇特的事物在历史中，但这不是由历史进化论和历史规律性早已注释清楚的东西，而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对历史时间的突破，同时又不与这些发生了的事件混置在一起。上帝的启示在历史中，这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的攻入。生活里的事件，凡充满意义的，均是使基督进入生存时间，而在历史时间里它们却仅仅通过客体化这一沉重的媒介显示出来。

　　　　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不能混同于历史的（东西）

　　　　，因为后者总要扭曲前者，以胁迫它归依自己。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的最后攻克，生存时间对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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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１８２

　　　　史时间的最后突破，即是历史的终结。在宗教的位置上，这意味着基督的第一种现象与第二种现象的重合。在基督的第一种形而上的现象与第二种形而上的现象之间横陈着历史时间，其中，人经受着一切的诱惑与奴役。

　　　　按照历史时间的本性，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而永远朝向不能进入永恒性的那种无限性。

　　　　脱出历史时间有两个出口：朝向宇宙时间和朝向生存时间。它们正好放置在对立的两极上。第一个出口，即历史时间沉浸在宇宙时间中，这是自然主义的出口，染有神秘主义色彩。在这里，历史向着自然返回，走进宇宙的循环。第二个出口，即历史时间沉浸在生存时间中，这是末世主义的出口，历史向着精神的自由王国过渡。历史哲学即使取用精神的范畴，它仍需面临选择：要么属于自然主义，要么属于末世主义。

　　　　历史时间和在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一切都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必须置于历史时间的极限上，置于末世主义的前景中。

　　　　历史是精神的蒙难，上帝王国不出现在历史中。但这种蒙难透显意义，透显人体认受历史诱惑的意义。

　　　　缺乏这种体认，人便不能进入对人的自由的体认。乐观主义理论的脚跟没有站在进步的一边，它与人格主义存有尖锐的冲突。进步是脱出导向死亡的时间的统治。

　　　　哲学不能严肃地审视历史终结和世界终结的问题，甚至神学也不能十分严肃地审视它。这是一个能否攻克时间的问题。攻克时间的关键在于：如果时间不是客体的形式，而仅是异化了自己生存的产物。只有这样，深层次上的突破才可能导致时间的终止，才可能战胜客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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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这种深层次上的突破，不仅仅是人的事，也是上帝的事，是上帝与人共同的事，是上帝－人的联合行动。对此，即上帝既在世界中又高于世界的行动场，是使我们最为棘手的问题。一切秘密正在这里：上帝不在客体化的自然的决定论秩序中行动，而只在自由中行动，只经由人的自由而行动。

　　　　启示录关联于时间的悖异。最困难的便是对启示录的阐释。公正地说，相当大的程度上，象征式的注解启示录均出自游手好闲的职业。我全然不打算阐释启示录，而仅关注历史终结的哲学问题。

　　　　时间的悖异包括：在时间中沉思历史的终结，那么，历史终结所进入的那种时间，既是时间的终结，也是历史时间的终结。历史终结是生存时间中的事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脱出历史去沉思这些事件。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历史终结，既实现在“此岸”

　　　　，也实现在“彼岸”。历史的终结不能发生客体化，但困难是：究竟该如何理解和阐释历史的终结。

　　　　凡是在生存时间里实现的重要的一切，在历史时间里都是悖异。

　　　　对启示录有消极的理解和积极的理解。在基督教意识的历史上，大多数总消极地理解启示录。它消极地预感和等待世界的终结，把世界终结的希望完全托附给上帝，仅由上帝去操办，以为世界终结不过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而已。与此相反，积极地理解启示录，则认定世界终结须经由人的积极创造，须依赖于人的积极性，是上帝与人的共同事业。对世界终结的消极等待，伴随着恐惧的感受。积极准备世界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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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３８２

　　　　结是挣扎，充满胜利的感受。

　　　　启示的意识可能常常是保守反动的，但也可能是革命创造的。当然，启示应该成为革命创造的启示。启示的感受是举双臂恭迎世界终结的到来，这会使作恶者感到害怕。一切消亡着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阶级，都会轻易将自己的死亡系之于世界的终结。法国大革命及遍地狼烟的战争催生了启示的情绪，还有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也有这样的效果。

　　　　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是消极型的启示意识，费多洛夫才是积极和富有创造的启示意识。

　　　　这里，尽管费多洛夫的哲学思想未尽人意，但他对启示录的阐释颇有天才的独见。面临死亡，保守反动的启示意识体认恐惧，因为它自身便是历史的圣物；而革命的创造的启示意识，以积极创造的态度朝向人的个体人格的拓展，也朝向关联于个体人格准则的社会的建构。

　　　　积极审视历史终结的前提在于：人的意识结构要经由长期或短期的变革，在历史时间里要实现精神革命和社会革命。

　　　　这种实现不能仅凭人的力量，当然也不能没有人的力量，否则会演为消极的等待。变革世界的精神胚芽即是存于人自身的精神积极性。

　　　　费多洛夫曾激励人焕发这种积极性，他认为，这意味着基督教意识的长足挺进。但遗憾的是，费多洛夫没有关注到主体朝向客体化的问题，人的意识结构在他那里一成不变。旨在实现终结的精神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攻克人的意识幻象。

　　　　积极的末世主义是人进行创造的证明。人一旦脱出客体化的统治，便会以全新的视点看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生存时间战胜历史时间，是创造的主体性战胜客体化，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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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２人的奴役与自由

　　　　体人格战胜共相－普遍的，是生存的社会战胜客体化的社会。

　　　　客体化使人服从有限的（东西）

　　　　，强化有限的（东西）

　　　　，与此同时，也使人陷在数学式的量的无限性前景中。历史的终结是人脱出有限性，是开辟质的无限性（即永恒性）的前景。

　　　　积极的末世主义导向攻克客体化，导向攻克客体化的虚伪的化身。基督教是末世论的生存，但不是禁欲主义的末世论，而是革命的末世论。否弃基督教具有末世论性质，便会倾向于顺应客体化世界的条件，向历史时间投降。

　　　　客体化繁衍种种意识的幻象，这些幻象有时是保守反动的，有时是革命的乌托邦式的。

　　　　像世界和谐在将来的投射，我们从进步的宗教中便常可见到，其实，这是意识的幻象。要在历史时间的断面中沉思将来，那么只有在生存时间（时间的终结和历史时间的终结）里去沉思。如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天才的辩证法，如别林斯基说的上帝所发的进入世界和谐的返回门票，都发生在这里。这是对客体化的拒斥。以为上帝王国等同于教会、上帝王国的末世论思想等同于教会的历史思想，这是客体化意识产出的幻象。奥古斯丁便是这样做的。其结果不仅产生神圣化，也产生对历史客体化的产物（教会）的盲目崇拜。而教会在事实上早已演变为社会制度、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