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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社会为什么会误解我们？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就盲目地批评我们。同性恋都也应提高心理素质，克服自卑感。这就好比大多数人喜欢吃香的甜的，可有人喜欢吃苦的臭的。不应当强求后一种人改变。他们并没有什么错误，他们想吃苦的臭的就应当让他们去吃。”
一位文化水平较高但自承并不热衷于同性恋权利的调查对象是这们解释自己的想法的：
“具体到争取权利的问题上，我想所谓权利就是要求跟别人一样；而这个一样绝对不是一样的倒霉，而是一样的幸运和幸福，可所谓的幸福却完全是个人的事。我相信好些同志在没有所谓的同性恋权利保障时也顺利或顽强地过上了幸福生活，而straight恋人们却不缺打闹离婚，并不全都幸福。真的，个人的幸福与否实在只关乎自己个人。”
对我国同性恋处境持否定和较激进态度的人则是这样看的：
“中国的同性恋在法律上地位不明确，并没有具体条款视同性恋为非法。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虽然没有正式的新闻检查，可大家心里有本账，知道什么可登什么不可登。可以想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同性恋的法律条文还会是空白，可大家心里知道会怎么处理，公检法的心里知道，他们跟着感觉走。苦的是老百姓，他说你犯了流氓罪就是犯了，我又凭什么说我没犯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比较年轻，文化程度较高，权利意识较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立法保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并希望中国也能形成同性恋社团组织，来保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同时约束同性恋者的行为。
一位调查对象提出：
“我希望当权者方面制定关于同性恋的正式法律。一般老百姓也许较难接受，但不会强烈反对，因为不碍他们什么事。”
“同性恋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保护和约束， 好比以前婚姻是群婚制，一夫多妻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同性恋这种行为目前不少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许多gay有好几个伙伴， 乱伦。那么，可由法律规定，只能是一个gay对一个gay。实际上同性恋是一种对社会无害的行为，只要社会规范加以约束，调整，完全可以和异性恋一样。”
“组织一个社团确实不失为一种抵御AIDS（艾滋病——作者注） 的办法，它鼓励人们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关系，社团活动也有益于缓解一些性紧张。对比于西方。A mono gamous relationship（一对一关系——作者注）更适合当前中国人的价值观，从而避免性乱。顺便说一句，我虽然没有兴趣于性乱，但我觉得别人有权做他们想做而且对大家包括他们自己无害的事。”
“我希望人们能进一步理解我们。 我相信，随着文明、进步的推进，同性恋总有一天在世界上、也会在中国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合法，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其他任何方面与常人无异。有时，或某种意义上，则更为优秀。至少，毫不逊色。”
“我是一名gay。首先，我毫不认为我的倾向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我是坚信这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的。我从未想到过要纠正我的这一倾向。其次，我不快乐，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感到了别人强加给我的羞耻感。我为此曾感到了精神崩溃般的感觉。 我为社会对我们的不公而感到愤怒异常。 再次。 我对外国告别是美国的 gayliberation（同性恋解放运动——作者注） 特别感兴趣，我很留心这方面的报导和论述。 我坚信，要想改变社会对我们的不公待遇，只有组织起来，形成gay们的社团组织，使个人的力量成为集体的力量，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一位表示愿为同性恋权利贡献力量的人说： （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觉醒的过程。坦诚、民主和透明比永远躲在角落里好。像在80年代中刚接触同性恋这个词时，一般人都觉得很不理解，很神秘，很不正常；现在人们就不觉得神秘、怪异了，慢慢理解、习惯了。我觉得这总比别人把你看成怪物要强些。希望能继续进步。”
一位留学生同性恋者从国外写信来说： “来此后，接触到一个新词， 叫 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或厌恶症——作者注） 其实是25年前 Stonewall（石墙暴动——作者注） 事件引发的世界性的gay liberation开始后就经常讨论的问题，只不过以前我没注意到，现在才发现报刊书籍宣传材料电视广播等随处可见。我不知道中文对homophobia的翻译是什么。但现今中国社会的100％的homophobia性是毫不含糊的，应是开始改造改造的时候了。”
凯特（Kite）设计了一套度量同性恋恐惧症的指标：
1、我不介意朋友是同性恋者。2、如果我发现我的室友是同性恋者，我会另找住处。3、如果我的孩子的一位老师是同性恋者我不会意。4、我认为同性恋解放运动应当肯定。强烈同意1分，强烈不同意5分；1、3、4正着算，2反着算；总分越高同性恋恐惧症程度越高。 （Hatfieldetal，118）
在中国，同性恋恐惧症的状况是同性恋研究中一个尚未有人涉足的领域。
总之，同性恋在中国的处境也像许多其他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一样，面临的不是严酷的迫害和极端的仇视——西方的同性恋者一度面临这样的迫害和仇视——而主要是主流社会的忽视和蔑视。这本是一种稍好的处境。然而，也因此使中国的同性恋者滋长了一种苟且偷安的心境，希望永远躲在阴影中生活，与世无争，不愿也不敢发起激烈的改造。这种〃中庸〃的处世哲学深种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心态之中。因此，这种情况看来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西方同性恋权利运动取得更多进展，例如在更多的边家和地区争得合法地位、同性婚姻权利、平等就业权利，在世界上更多的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了更大的改变之后，中国的同性恋者才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为中国社会所接容纳，得到较好的待遇。
Y的遭遇
一位调查对象Ｙ以他半生的遭遇为同性恋者在中国的处境提供了真实的写照：
在我结束了８年的军营生活后，来到了我现在的工厂，由于我的气质及良好的外观条件，我周围的师傅们都特别喜欢我。我在单位某车间发现了一个长相非常像我小时候的体育老师的人，鬼使神差让我一连给他写了３封信，信的内容简直可以让人把我当成一个“变态狂”，而且非常富有挑逗性。他出卖了我。回顾当时的情景，虽然经过了很多年，仍然让我心惊肉跳。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厂保卫科处找我谈话，我一听就明白是“东窗事发”了。
那时由于我从未走上过社会，虽然我和我的体育老师及军营中的几位战友有过同性性行为，但彼此之间是那样的纯，根本不清楚在社会这个大千世界里人们的心态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我清楚，就是从此我将“身败名裂”。为了保全和我有过接触的人的名誉，我好汉做事一人当，当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平时连一句谎话也不肯说的我，竟然咬定了只是给这个人写过三封信，而且和任何人也没有关系。
当时的讯问是十分严肃的，而且一边拘留了我２０余天。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及问讯的详细情况看，我肯定一点：从讯问我的人员不断更换这一点看，其中也不乏抱有猎奇心理的人。在反反复复的问讯之后，我写出的交待材料也有厚厚一大本了，但也只是重复的几个问题，不外是写了几封信、在社会上有没有行为等等。除了写信有真凭实据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２０天后，在五一节前，单位把我领回去。由于年轻，我根本没有想过事情的严重性。但接着便是灾难性的打击：我站在了“审判台”上，接受同志们的批判。这一次是从我的人生顶峰一下子落到了人人生的谷底。那些批评的语言之尖刻让我无地自容。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去观察他们，他们之中也不乏其人（指同性恋者——作者注），但那种置我死地而后快的兴灾乐祸的劲头让我伤心极了，甚至到过死。
那一年我２４岁。
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党内党外，小组车间，发方的人中有些年长的师傅们语重心长地劝说，陈述严重的后果；而言词激烈的是些和我年岁相仿的同志，他们中有我过去最好的朋友，为了洗清自己，表示自己的清白，午饭都不和我同桌而食。
从此后，小组里最重最累最脏的活成了我的“专利”。那时我真是连死的心都有。车间里把我的检查分期分批地刊登在板报上。我的一言一行，甚至连说句笑话，车间都能知道，都有人打“小报告”。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背后的指指点点。那时只要有人对我态度好一点，我都会终身不忘。我有位师兄，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处处照顾我，劝我想开些，直到现在我不能忘了他的恩德。
一年以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这是党内最轻的处分。
据说当时有人主张给我更严格的处分，但一部分老同志认为我很年轻，只要能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达到教育目的就可以了，所以行政上就没有给处分。当我在党委批复上签字的时候，还是很庆幸自己，下决心努力工作去报答这些老同志。领导找我谈话，让我认真地吸取教训，改正不良行为（其实和这个同志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我也表示要吸取教训，改正错误，重新作人。
当事情发生的第一年，当时有一个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按我以前的表现，上大学的名额肯定会落在我的头上。我多么渴望能有这样一个机遇，但是却没有让我去，理由是明摆着的，只有眼睁睁看着别人去上大学。为这件事，我不知暗暗地流过多少次泪。这以后，我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