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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实际就使富人占了才德之士的上风，而资财既然可使人获取尊荣，全国也必然竞相贪婪（爱钱）。上行下效，凡居高位者的习尚很快就导启众庶的风气；才德要是不能在这个城邦得到最高的崇敬①，这里的贵族政体也就不能长久保持。
又，因财赂获官的人们总要乘机取偿，营私渎职将是自然的后果。诚实的人们在遭遇困乏时，犹不得不投身于取利的行业，如果本质鄙俗而又遭逢囊空家窘的情况，又有谁能保证他不致渎职？所以，谋国的人必须设法使行政工作让那些［才德高尚，］具有政治能力的人们来担任，在一邦之内，对
①卷四章七１４说迦太基的贤能政体兼顾“财富”
、“才德”和“平民”
（即“多数”）三要素；即称为“贤能”
，当以“才德”为主。此节和１８反复批评它的尚富倾向，因为“才德”在迦太基没有受到应有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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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１政 治 学
于那部分比较优良的公民，即使不能予以终身的供养，至少应该让他们在从政期间，得到充分的闲暇而无需再为了自己的衣食操劳。
迦太基流行兼职的习惯，这看来也是一个缺点。每一职务最好是由一个专人负责；立法家应该把这个原则订入法规而使大家共同遵守，一个人不该要他既做笛师又做鞋匠。因此，城市如果相当广大，政治职务就尽可分配给许多人来充任，这是比较合于行政原理和民主（平民）精神的：我们前面曾经论述同一政治团体有关的人们应该尽可能使大家有参政的机会，而职有专司的事业总公做得更好而且更快。在陆军和海军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到职务广泛分配的利益：在这两种机构中，上下全体都各守其位，各尽所司，每个人既要受命也要授令，既要统治也要服从。
迦太基的政体［虽以尚贤为本，］实际上已趋于寡头性质；但他们常常陆续遣送一部分人民到他们所属的［殖民］城市①，使各有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个政策弥补了寡头趋向的缺点，避免了国内的患难，使整个城邦因此得保安定。
然而，这种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迦太基的现行法制，并未能消除一切乱源，倘使时运艰困，遭逢边警，平民是会反叛的。
①依《苏校》二版第３９８注，这里所说“［殖民］城市”应是里比亚地区的农业市镇。
派遣去致富的人们是去做殖民地官员。
依格洛忒《希腊史》ｘ５４５，则是去做拓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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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１１
为世人所盛称的三邦——拉栖第蒙、克里特和迦太基——政制的概要就是这些。
章十二① 关于政体问题留下了记录或著作的人们，有些从未参加过现实政治，以处士或学者终其身；这些先贤的意见，凡属有价值的大部分已经叙述。
另一些人则是立法家，或为本邦或为外邦城市创制立法，他们都曾实际执掌过所在城邦的政务。这些实际立法家［又可分为两类，］有些只为某一城邦拟订法典，另一些则既订法典（律例）
，又兼定政制；例如莱喀古士和梭伦就都完成了两项大业。关于拉栖第蒙的政制，已在前面讲过了。一个学派认为梭伦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②：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
，在他所创立的政体中，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
（元
①首章所举本卷讨论范围，（一）各家理想政制，已见于１—８章，（二）政治修明的各邦现实政体已见于９—１１章。本章所述雅典梭伦法，在亚氏当代，已为陈迹，把它归入第二论题范围，未必合适，而且语焉不详，行文条理也同以上数章有异。这些似乎为亚氏所拟另一论题的纲要。关于其它各法家的旧制，都只见鳞爪，亦类似札记。纽曼猜度这一章为亚氏门人辑录的先师一些残笔，附于卷末，非亚氏成稿。
②梭伦以诗才和军功被推为雅典执政并总裁，解除贫民旧怨，重分土地，平衡当时社会势力，改革政制，建立新法，事在公元前５９４年，详见《雅典政制》章八至十二，以及普鲁塔克：《梭伦传》。柏拉图：《理想国》卷十５９Ｅ，雅典的梭伦和意大利的嘉隆达斯同被称为“优良的立法家”。
伊索格拉底：《元老院辩》（ＡｒｅAｏｐａｇｉｔｉｃｕｓ）
１６、１７、２６、２７、３７等节反复称誉梭伦及其法制，所举优点和此节略同。
这里所说“某一学派”
可能是指伊索格拉底学派。
“平民政体的祖制”
参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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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政 治 学
老院）
①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
，“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
，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
实际上元老院和执政人员选举法为雅典旧制，梭伦只是在他立法时予以因袭；但他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入了民主精神。
有些批评家所以要责备梭伦也就在这一点上，他们论证梭伦把审判一切案件的权力交给这些由拈阄法②复选出来的公民法官所组成的法庭，实际上就消灭了另外的两个因素。在梭伦以后，这些法庭的权威既日渐增强，历任的执政好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于是雅典的政体终于转成现世那种“极端民主”
的形式③。
厄斐阿尔忒和伯利克里削减了元老院的职权；伯利克里又颁行了给与陪审员（公民法官）以出席津贴
①雅典约在公元前第八世纪间始有“执政官”
，代替先前部落诸王（酋长）
的权力，于平时发号施令，诸王在出征时仍旧为领军。执政由民选，其初为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任期。公元前第七世纪中叶，执政官自一人增至九人：（一）首席执政，（二）司祭执政（即原有的君王）
，（三）军事执政（亦原为君王）
，（四）另六人为司法官，审理民刑讼案。九执政无俸给，由各族勋阀（亦为富室）中选任。
任职期满即转入“元老院”。
元老院有监督并裁判现任执政的权力，设于战神山上，故名亚留巴古布利，即“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战神山在雅典卫城之西。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由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
他所举最重要的实例，就是雅典城邦（人民出版社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Ⅱ２６１—２６２页）。
②拈阄复选的制度使“平民”不论任何资格，只凭机会，就可当陪审员来投票裁决案件；这些案件却包括贵族富室（“勋阀”和“财阀”）的利益，也有军政人员（“才德”）的被控事项。这样就使资产和才德两要素都向“人数”（即“平民”）低头。参看《雅典政制》章九。
③参看卷四章六１８—２４、卷五章五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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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３１
的制度①；这样每一群众领袖（“平民英雄”）都相继努力抬高了平民势力，直到今天，大家所目见的政体就是沿着这一路径演进的结果②。这些情况确是事实，但史迹的变迁到这样，这不是梭伦当初所能料想到的。在波斯战争的年代，［以
①《雅典政制》章二十七第３—４节：伯利克里初兴时和季蒙（Ｃｉｍｏｎ）
相竞，各自争取平民的拥护。
季蒙富饶，捐输公益，从事社会福利和娱乐都不惜巨资。
同坊社（ｄｅｍｅ）的任何公民日造其门，各得所需。庄园广袤，不施藩籬，人至游园者，可任意摘果取食至于餍饫。伯利克里家资不足，无法匹敌，遂从渥亚（Ｏｉａ）
人达蒙尼得（Ｄａｍｏｎｉｄｅｓ）计，以公财施给群众，于是订立了陪审员领取津贴的制度。
②普鲁塔克：《梭伦传》１９，说及史家多称颂梭伦注意到兼顾贫富，保全祖业，适应变革，深得平衡之义，但也有些作者严责梭伦创立“公审法庭”
，使平民得以僭制执政，凌辱富室，实已压抑财富寡头和才德少数，而放纵平民群众，终以导致后世的极端民主政体。
此处显示亚氏正在为梭伦辩护。
《雅典政制》章四十一第二节：雅典自伊昂（Ｉｏｎ）以四部族建王国后，至色修斯（Ｔｈｅｓｕｓ）在位时始立宪法，稍减君权。其次有德拉科（Ｄｒａｃｏ）律（公元前第七世纪下叶）
，转为少数制统治。其三，国经内讧，梭伦起而变法（公元前第六世纪上半叶）
，始见民主政体的萌芽。其四为庇雪斯特拉托（Ｐｅ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的僭政。其五，克勒斯叙尼（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等（公元前第五世纪）驱除僭主，恢复民主政体，而且加强了平民权力。其六，波斯战争后元老院主政。其七，阿里斯蒂德斯（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ｓ）再倡变革，至厄斐阿尔忒（Ｅｐｈｉａｌｔｅｓ）罢废元老院，于是“平民领袖”得逞其志。其八，“四百人”为政；其九，继之而民主旧制再度光复。其十，随之而有“三十”寡头暴政，和“十人”寡头暴政。其十一，又恢复民主政体（公元前第五世纪末）
；直至近代（亚氏著书时）
，约七十年间，平民权力重于往昔，实已趋于极端形式。这样，极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