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批评柏拉图对于政变和革命的议论，这可以说回到了卷五的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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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１９２
防止在小节上的越轨违法举动的开端①。
（二）其次，我们应该记住，一切欺蒙人民的方法都不足置信。世人的经验已证明这些诡计并无实效——在先，我们已经说明了政治制度方面若干诡计的性质②。
（三）又，在寡头以及贵族政体各邦中，我们看到那些政府所以能长治久安，未必由于他们所构成的政体特别稳固，这大抵是因为他们的官员，能在统治阶级和不在仕籍的群众之间一律得到好感的关系。凡是政治安定的城邦，其官员一定以正义（公道）待遇籍外的群众，使他们的领袖人物分任治理的职务，给予勇健者以应得的荣誉（名位）
，绝不侵凌一般群众的财物；至于职官和统治阶级其它分子相互之间，也一定和衷共济，具有民主性质的平等观念。平民主义者总想把平等原则竭力扩展，直至所有的群众全都包括在政体之内而后已。对实际上属于平等的人们之间施行平等的待遇，的确是合乎正义的——而且既然合于正义，也就有利于邦国。所以，限制职官的任期为六个月，使同等的人们能够有更番担任职官的机会，可说是一个公道而有益的措施。一邦之内同等的人（具有充分政治权利的公民或统治阶级）如果为数已经很多，则本身就能形成为一种民主性质的团体，因此，我们前面曾经说，这种团体内常常会产生“平民英雄”。这种团体所建立的寡头和贵族政体，如果在本阶级内采取这样民主
①３０—４０作为政治医疗方法，其所治的病症就是４—１９所述琐里伊的变革和２０—２５安布拉基亚的变革。
②４０—３这节，参看卷四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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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措施，便不致于轻易变革为门阀统治。短期的执政为害总没有长期执政那么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变为僭主政体大抵是由于权力长期寄托于某些人们的缘故。凡是终于成为僭主的，起初往往是著名人物，如平民城邦中的群众领袖或寡头城邦中的世家巨子，或为历任要职、久掌国政的文武官员。
（四）一个政体固然可以因为远离敌人的危害而得以保全，有时，恰恰相反，由于迫近危难，大家从而振作了起来。
人们鉴于患难当前，谁都竭力卫护自己的政体了。所以执政的人爱重邦国，应当熟虑敌害，把远祸看作近忧，及时制造警报（危惧）
，使全邦人民常常处于戒备状态，人人都像守夜的巡逻，通宵注视着四周的任何动静①。
（五）
执政者应凭城邦的法度和自己的行动，防止贵族阶级间的争吵和内讧；对尚未牵涉到党派气息的人们及时为之隔离，勿使卷入私斗的漩涡。
一般人往往不注意变乱的先兆；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具有远见②。
（六）在寡头和共和政体中，变革可以因财产资格（定额）的作用而发生。譬如，任官条件的财产定额，以货币计算虽然并未改订，但一邦之内的货币流通数量如已大大增加，全邦公职人员就会开始变化。应付这样的变化，可以把全邦各家产业以往年公估的币值为准，定期重新估价。凡公民财
①２４—３０这节，纽曼认为对照１６—２５所举“疏懈”
的弊政。
巴克尔译本注，以此节对照上章末节１９—２３所举的“敌国外患”。
②３１—３５对照于１９—１７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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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登记每年办理一次的城邦，估价也应该每年施行；大邦每隔三年或五年才重行注册，则估价也可以在相应的间隔时期内施行①。倘使财产的币值总额发现已经比上年估定的数目增加了若干倍或减少了若干倍，就该订明这么一条法规，政府当初所作财产资格的定额应该根据当年的重新估价另作相应的调整。寡头和共和政体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变革将不可避免。如果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定额不加修改，则政变将由共和趋向寡头，由寡头趋向门阀统治；反之，如果通货增加，政变将由另一方向进行，从共和趋向平民政体，一个寡头政体则或变为一个共和政体，或变为一个平民政体。
（七）在民主和寡头政体中②可以树立这样的成规；不让任何人在政治方面获得脱离寻常比例的超越地位——实际上这一成规可以适用于一切政体。
执政者施恩不宜太大太骤，毋宁以微小的荣誉（名位）
，隔了相当的岁月陆续地授给人们。
世人并非个个都能安于尊荣；一般的品格往往因骄矜而堕毁。
如果已经违背了这个成规，对某人已经骤然地授给了过度的
①希腊各城邦大多有“财产登记”。
寡头和共和城邦以这个登记册作为公民名籍和任官资格的根据。平民政体虽不以财产为公民和公职的必要条件，也办理这种登记，作为平时“公益捐输”和战时“征发”
（财产税）的底册。
②抄本，以下有“以及在君主政体中”数字本红笔涂抹了这些字抄本和《贝克尔校印本》删。
《苏校》和《纽校》均加〈 〉，但纽曼注释申明，依１３，此处亦可由“寡头政体”而联及“君主政体”。
全章自此以上和本章末节所述专指寡头和贵族政体；自此以下两节所述治疗政治病变的方法遍适用于各种政体。｜Qī｜shū｜ω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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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荣，切勿再骤然地加以剥夺，这只能缓慢地逐次实行贬削①。应该特别注意，一个城邦要有适当的法制，使任何人都不致于凭借他的财富或朋从，取得特殊的权力，成为邦国的隐忧。如果不能事先防范，有人已经置身于这样的地位，就得强迫他出国，以免酿成后患。
（八）
（子）人们的成为革命家同他的私人生活也是有关的。这可以设置一种监督私人生活的职司，查察那些在私生活上同现行政体不相协调的人们：谁在平民政体中放浪于非民主的生活，谁在寡头政体中不守寡头生活的常态，谁在其它类型的政体中违背了那里一般的习俗。
（丑）
相似于对私人生活特殊的人们应该进行监督，对于任何时刻在一邦之中特别兴盛起来的部分（阶级）也该予以注意。对于这一部分人所可引起的后患的预防和治疗，是（甲）把官职和事权时常授给那与之相反的部分——这里所说的两个部分就是品质和数量，亦即富室和贫民的区别，——俾使两个部分各得其平，或对贫富有所协调，或（乙）设法加强中产（中间）阶级。这样的政策可以遏止由那个特别兴盛的不平衡部分发动变革的危机。
（九）
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在寡头政体方面，对于贪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群众对
①雅典的色弥斯托克里（Ｔｈｅｍｉｓｔｏｃｌｅｓ）和亚尔基拜德（Ａｌｃｉｂｉａｄｅｓ）以及斯巴达的吕桑德都由于当日在高位重任中，一时罢黜，对邦国极为不利。这些事迹是亚氏所熟知的，所以有这一节的警戒（参看《纽校》，Ⅳ３９１—３９２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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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
如能完成这样的安排，受任公职都不能获得私利，平民和贵族政体就可以合并，而且这两种政体只能由这一途径使它们合并。
经过这样的安排，贵族阶级和平民群众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宜。合乎平民政体的原则的是，这里全体公民都可以担任公职；合乎贵族政体的原则的是，这里实际上出任公职的全都是著名（贵要）人物。官职既不能赚钱，就同时可兼备那两个政体的原则。穷人因为公职无利可图，便宁愿执管自己的行业而无意从公；富户既不需公款来维持生活，就可以接受名位而为城邦克尽义务。于是穷人将可凭其专心和勤奋而家业渐兴，得以成为富户；贵族阶级从此不至于为任何或高或卑的人们所统治，也足以自蔚了。
为防杜公款不被侵吞，凡征收人员都应在公职团体中当众交款①，而账目则应复制，以便分别交存宗社、分区和部族②。
为保证任何官员不用其它方法［如贿赂或索诈等］营谋私利，应该订颁章程来奖励以
①希腊各邦当时已有财务公开制度，如雅典（参看《雅典政制》四十七）
、提洛（迪坦贝格：《希腊碑志集》第３６７号）
、以弗所（吉耳伯特：《希腊政制典实》卷二１４３。
１）
，有关寺庙宗教事务的财务官员都须在议事会中交代账目。
②“宗社”和“部族”为氏族组织，见卷二７注。
“分区”
，为军事政治的地域组织。斯巴达全邦分六“区”
（色诺芬：《拉根尼共和国》ｘｉ４７）
，每区又划为四或五个“分区”
（《希罗多德》ｉｘ５３等）。出征时每分区所集合的战士人数约当今之中队，每区相当于“部族”
，合四或五个中队为联队，参看卷二１２。每区所有“公民－战士”数各书记载不同，或说四百，或说七百，或说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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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著名的官员①。
（十）
［最后，对于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都可为之提供一条相应而又不同的规律。
］在平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室。不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