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看附录Ⅱ及Ⅲ）。这个总数当然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它包括用于建立半工业规模的非盈利工厂的费用，而这项费用远比科研本身费用为多。工业科研工作十分不均匀地分布于各行业和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中。当然依靠整个科研而存在的较新的行业在工业科研中所占比重最大，而许多较老的传统性的行业差不多不进行任何科研活动（参看附录Ⅱ（C）及附录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行业中较大的企业才能够进行科研，因而我们可以说也许绝大部分的工业科研工作是在极少数企业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大部分歧业可能雇用一、二名化验师去进行日常工作，而真正的科研工作则至少需要五名科研工作人员。只有三百五十多家雇用一千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和无线电和精密化学平等行业中规模较小的专业性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研究实验室的数目在三百至六百所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实验室，主要从事于日常监督和发展工作。对工业科研作出真正贡献的也许只有不满一打的大企业。它们拥有工作人员人数达一百至三百名的大实验室。
工作的性质 要估计工业实验室的工作性质也是很困难的。大型的电气和化学企业的一打左右的实验室，在规模上当然可以同政府所办的实验室相比。它们的工作条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们雇用有很高资格的科学家为主任，并且完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基本的研究工作。但是毫无疑问，英国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于欧陆各国和美国的。英国工业有一种绝对不利于科学，因而也就限制了工业科研的范围和自由的传统。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工业实验室很少取得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成就，可是德国和美国的实验室则取得了不少这类成就。大战以后在英国产生的巨大的新的电气和化学联合企业同国外同业订有共享专利的协议。存在着输入现成的科学成果而不是在英国实验室里取得这些成果的不可否认的倾向。
不用说，在外国公司为了逃避关税而在英国设厂的地方，其全部科研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尽管政府力求保护英国工业的产品和利润，它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怎样保护英国工业的科学主动权。正象在1914年一样，只有当战争临头的时候，当局才会注意到这一情况。我国极有可能在下次战争爆发时，无法提供足够的科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除了托拉斯的形成和企业之间的协议所促成的协作之外，工业科研方面的其他协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复现象，这种缺乏协调的局面本身就直接引起效率低下的现象；实际上，在大部分工业科研工作中，大概工作至少重复两次。在铜铁工业等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联合起来的地方，是通过研究协会来进行科研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一半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工业中的科学家和研究协会之间也还存在着非正式的联系，不过由于需要保密，这种联系既有助于科学家，却至少同样地妨碍了协会的工作。各协会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为本行业的厂商进行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说，我国政府和私营企业花在工业科研方面的金额不仅少得可笑，而且所花的大部分钱也由于内部不讲效率和缺乏协调而浪费了。
科研经费筹措
鉴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我国科研经费筹措具有十分复杂的特点就不足为怪了。而且，科研经费来源与我们已经列举的科研行政管理系统也不一致。大学的，工业的，独立的，以致于政府的科研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同一类来源取得经费。主要的一些经费来源是：旧有的捐赠基金所得的收益，新的捐款，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津贴以及工业给予的补助金。大学科研从四方面都取得经费。上面已经说过，工业科研经费可以取自政府，政府科研经费也可以取自工业，这要看它们对于科研价值的不同估价而定。要估计从这些来源得到的实际金额是极其困难的，不过附录Ⅱ（B）、（C）及附录Ⅲ（C）提供了某些公开发表的数字。
捐赠 从最实际的观点出发，旧有基金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谈，因为只有老牌大学才能从中得到大量好处（参看附录Ⅰ（D））。在这里，基金所得的收益总数的确相当可观，每年几乎达到1，000，000镑，不过大部分用于维持大学设备和教学。用于科研的钱也许至多为其总金额的十分之一。大学收费所得收入也不应予以考虑，因为这些学费本身还不足支付教学开支，因此也就无从资助科研工作。
新的捐赠数额相当大，但它所指定的受益对象自然是极其缺乏规律性的。为要受益者为各大学，其次为独立的研究所和医院。这方面的数字也不容易得到，不过有的已列入附录中了。和老的捐赠基金一样，这些金额中有多少可以看做是用于科研本身的，自然是不清楚的。大学所得到的许多赠款都指定用于设立讲座，而讲座往往以教学为主，或者用于兴建既用于教学又用于科研的楼房。捐助往往是不定时地大笔收到。它们总的来说有随着商业循环而变动的倾向。就老牌大学而言，这种无规律的现象并不太危险，因为有老的基金可以调剂。在别的场合，捐助可能成为科研工作不稳定和无规律的额外原因。
政府津贴 我们已经谈过政府对科研的资助。政府除了维持自己的实验室之外，还以津贴形式向学生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资助，总金额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医学研究津贴每年90，000镑，工业研究津贴每年26，000镑，农业研究津贴每年7，000镑，合计123，000镑。这些金额虽小，但在大学收支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在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和就任高级职位（假如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为研究生提供了一大笔生活费。政府津贴开支的管理权主要操在由各大学派代表参加的各委员会之手，虽然它们并不过问具体开支金额。地方当局对大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相当多的经费，但是除了农业研究以外，它们对大学的科研工作很少支援。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也许是好事，因为在得不到各政府科研单位所享有的保护的情况下，地方政界对研究机构的干涉有时是很糟糕的。
工业界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主要限于资助工业界本身的实验室。不过有时，除了个人捐助之外，工业企业也对大学捐赠。但是更常见的是由工业界来支援特殊研究项目。这些研究项目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一部分是大学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是完全在工业企业中拿工资的科研工作者。这种体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主要的困难是：从大学观点看来，这样做就把研究人员过份束缚在为工业服务的战车上，而从企业的观点看来，同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比起来，更难看出从中究竟能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保密是另一个困难问题。大学的人员一般认为在那里进行的商业性质的科研带有与学术研究不相适应的保密性质，而在企业看来，听任自己的工作人员陷入大学中存在的那种普遍的自由讨论气氛中是危险的。因此，无怪乎化学工业中最大的厂商逐渐取消了它们对大学科研的支持，而把力量集中在它可以更加严密地加以监督的地方。
经费管理 在大学中，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由负责实际指导科研的同一机构来掌握的。在其他地方，亦即在政府和工业举办的研究部门中，经费管理权操在不需要具有科学知识的行政人员手中。科学管理委员会是在始终缺乏经费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因而它们对经费开支往往过于谨慎，唯恐自己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科学机构极少借钱，因为它们实际上提供不出什么抵押品。科学机构也很少要求取得更多经费，至多是希望能维持下去，能够弥补损耗，也许还希望能够极为缓慢地增加收入。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现状，因为他们感到，要求数额头得多的捐助只会使施惠者畏缩不前，并且使人得到科学家不完全满足于现状的印象。筹措新的经费的确是十分难办的事。它主要是通过个人联系，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时也发出公开呼吁，但只是在事前作好充分准备、有人私下保证要提供重要支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即使在催促政府增加经费时，也要极其谨慎地从事，以避免参与党派政治的嫌疑，换言之，也就是避免完全缺乏保守的正统作风的嫌疑。
财务监督 受到财务监督的政府科研部门处于严重无能为力的状态。在支出科学研究经费的时候，合理的办法应当是：允许材料和仪器支出有大幅度的升降，同时在工资方面则保持相当稳定或是逐渐增加的开支。这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常规支出大不相同。在那里，开支需要是可以相当准确地事先估计好的。除了实行整笔补助办法或者津贴办法的地方外，每年分配的金额必须在当年用完。不能用完这笔款子就说明该部门不是真的需要钱，因而它在次年就得少拿些钱。结果就造成了逐年交替地产生开支浪费和工作不能开展的现象。整笔补助办法虽然受到财政部的反对，它无疑能够大大地改善这种情况，因为人们可以在这种条件下把当年的财政盈亏转到次年的同一帐目中去。不过主要困难在于：行政官员们不理解科研开支作何用途，他们部分地根据过去的惯例，部分地根据科学研究所主任的人选，对它采取了一种完全专断的态度。
工业中的情况更严重地反映出这些症状。就理想而言，科研在财务上应该不致受到种种妨碍支出的限制；可是在实际上，人们把科研费用看作是一笔装饰性的开支，在厂商经营顺利时可以花一下，在景况差时又可以无情地砍掉。科学仪其实际上不可能出卖，因而唯一有效的节约办法就是解雇人员或者减少他们的薪金。
科研财务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