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把我们指引到形而上学的领域中去。血统是躯体的构造者，也是种族精神的源泉。我们祖上的遗产隐藏于血统之中，种族体现于血统之中，人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于血统；对人类说来，血统是隐蔽的暗流，它象征生命之流。人类可以从这里站起来，并登上光明的、精神勃勃的和明智的境界。”——K。克里克，《国家政治教育》，来比锡，1933年版。
“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对一切关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了英雄的姿态。这个英雄的姿态渊源于唯一的和决定一切的信仰的表露，即血统和性格。种族和灵魂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而已。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一门新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科学发现叫做种族科学。从足够高的高度可以看出，这门新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达到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的影响深远的尝试而已。”——A。罗森堡。
罗伯特·A。布雷迪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一书中所引的一段话，第60页。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想包含了一切可能的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国家社会主义为人们在德国科学地进行工作提供了硕果仅存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德国法律史家象一切科学家一样，只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即应该把德国历史仅仅看作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史前史。……我们认为：一切科学工作（它的目的毕竟还是为探索真理而服务）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相吻合。因此，国家社会党的纲领就变成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基础。……真正的阵线精神比科学讨论更为重要。……”——德国法学家领袖法兰克部长于1936年10月在蒂宾根所作的报告。
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却产生了一个新困难。在国内镇压和歪曲科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还有需要维持和扩大德国在国外的威望。如果歪曲科学的过程发展到顶点，德国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就没有共同语言了，纳粹以其特有的干脆而粗暴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以在自己国内歪曲科学为满足，还要在国外歪曲它。例如在最近的刑法学会议上，他们把德国代表塞满会议，设法在会上通过一项赞成德国刑法理论的决议。他们打定主意，凡有可能就要利用在德国或国外举行的一切国际会议来歌颂纳粹国家。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们怎样甚至在国外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干脆以撤出整个德国代表团为要挟，来阻止最著名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宗德克教授参加阿姆斯特丹的一次大会。在这里，纳粹的政策是在科学的最关键问题上对科学发动进攻。不过迄今由于国际科学家间的礼貌传统的缘故，人们还没有在世界科学客观传统问题上展开对之有力的驳斥和辩护。
科学处于危机之中 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对科学是一种双重危险。凡是它的势力抬头的地方，科学就遭到毁灭。奥地利的悲剧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影响还蔓延到其他国家。这些思想到处加强了蒙昧主义势力，并损害了科学精神。在欧洲的每一国家，甚至在美国，反犹主义正在发展，随着发展的是科学上的民族主义。法西斯国家的科学发展清楚说明，不论是科学的理论或者应用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根本不能相容。处于晚期的资本主义是经不起客观检查的；科学家必然变成批判家，而批判则是不能容许的。所以科学家不是闭口就得失业。如果他照第一种办法做，他实际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且无法把科学传统继续传下去；如果他不这样做，科学就会同样必然地而且更迅速地告终。在至今仍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家很容易用极其惊恐的态度看待法西斯统治下的科学事业的遭遇。不过他本国的科学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它取决于和科学本身毫不相干的因素。除非科学家了解这些因素，而且知道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这些因素，他的处境就仅仅类乎坐以待毙的绵羊。幸而对这种情况有所警觉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考察其结果。
科学与社会主义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社会本身的组织原则。直到现在，在讨论所有国家的科学事业时，我们一直基本上假定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之下的。除开以维持经济制度为其基本职能的多多少少起限制作用的国家机器之外，人的生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受到下述两个因素之一的支配：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必要性和雇用工人获取利润过活的可能性。宗教、文学和科学的独立传统都是在这个体制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取决于自己对总的体制的适应性。它们为了前进都必须付出实际的代价，我们已经考察过科学和这个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主要发展方向不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民的需要，而是取决于那些为利润进行生产的人们的需要。必须认识到，这个动机比先前的任何社会形态所产生的动机都更多更快地增进了我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现存的制度对前者是完全无法加以利用的，但对后者却是利用得过于得心应手了。
苏联的科学 在过去二十年中，现行的社会制度已经不是遍及全球的制度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国家，在那里，基本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完全不同了，因而科学同社会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了。苏联和一切先前的文明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前构思出来的，而且是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努力设计自己的社会活动的框架。这些观念的基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是十九世纪迅速发展的科学传统培养出来的；他看到了科学向人类提供的可能性，不过和看到这些可能性的其他人不同，他明白这些可能性怎样不可能实现和为什么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人类知识、科学和技术直接为人类造福。因此，当列宁建成这个国家并且在头几个关键年头击退其余世界的进攻，保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便是怎样在实践中来这样地利用科学。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们更清楚地明白科学理论与其在技术上的应用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他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不自觉的联系怎样可以变成自觉的，而且为了使两者都充分发展也有必要使这种联系成为自觉的。
恩格斯是一个毕生研究当代科学的学者。他对这些观念有更其详尽的阐述。列宁在流亡期间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对后来的科学发展进行分析和批判。所以在内战的斗争和饥馑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新的苏维埃国家就开始按照自觉的方针和计划来加强科学事业了。
革命前的科学 困难是巨大的。自从叶卡特林娜女皇首次把科学引进俄国之后，它一直是沙皇国家的十足外来的、无法吸收的部分。对广大群众说来，它根本不存在。它总是有一点自由主义的味道。只是为了满足军政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并为了让欧洲其他国家看到，俄国也拥有一所科学院，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科学才受到当局的宽容和有限的培植。伟大的俄国科学家象罗蒙诺索夫、门捷列也夫、柯瓦列夫斯基或巴甫洛夫，并不是由于靠了官方科学组织、而是不顾官方组织进行工作的。俄国科学十分依赖国外的科学、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科学。在俄国不仅雇用了许多外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科学仪器全是进口的。的确在第一次大战之前，新生的俄国资产阶级开始需要科学。他们甚至设立了一所教授科学的免费大学，不少第一代苏联科学家就是从这里毕业出来的。不过这个运动对整个国家并无显著影响。第一次大战、俄国革命、内战和饥馑当然不会使情况好转。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比较保守的科学家逃亡国外；另有一些人死于疾病或饥饿；许多人拒绝同新制度合作，或者半心半意地、不理解地进行合作。苏联不得不在实际上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从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和规模更大的科学事业。
早期的斗争 幸而科学家们看到了新政府一心一意要让科学有空前未有的发展机会，而且对它给予空前未有的重视。他们还看到自己的确可以第一次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愿望。⒇他就以自己的精力和热情来填补人数之不足。他们一开始就遇上一个双重的任务：建立苏联科学和苏联技术，同时帮助解决眼前国内建设上的问题。财力和人力都听任他们支配，不过在不少情况下，所需仪器却无法购得，而且工作人员都完全未经训练。1917到1927年期间的成就和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都值得我们在今后极为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这将说明，在拥有高得多的科学水平的国家，一旦科学所受的限制消除，科学将具有极大生命力。下一个十年的进步是有保证的；科学和工业携手并进而且彼此密切联系，新的大学和学校开始培养出了经过训练的、或至少经过部分训练的科学家，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有可能着手进行新的工作了，不仅要把老的科研工作进行下去，而且苏联科学还开始首次对世界科学的某些学科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苏联科学的规模 要在本书范围内充分说明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有一两本关于这一题材的著作了。不过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苏联科学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国家的科学组织形式不同之处何在、说明它仍然得去应付的困难以及为了在全世界把科学组织起来，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苏联科学的第一个特色是工作规模巨大。
1937年的科学经费预算为1，000，000，000卢布。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