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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这时候，不忍怎么办？你明天带着孩子先回娘家住几天，缓一缓再回来。”父亲说。
“但这不是办法，你得想办法啊！”母亲说。月光如水般照进来。
“我知道。不早了，睡吧，明天我还得早起去给生产队卖菜。哎，你别忘了把摊的煎饼给仕才送去，他一人在家里没法做饭。”父亲打了个哈欠，吹灭油灯。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父亲赶夏坡集卖菜回来又累又饿又渴，想赶紧休息一下。他推了推门，倒拴着。母亲领着三个孩子去姥姥家了，肯定只有王朋一家人在。
“大哥，开门！开门！砰砰！”父亲连喊带敲，大院里面就是没人应。按说肯定有人在家。
“大哥，开门！”父亲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
“嫂子，开门！”父亲又喊了一会儿，院子里一片死沉沉的，只有老母鸡在“咯咯咯”地叫。父亲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找了墙边有石头的地方，踩着石头，双手扒住墙头，身子一探，跃上墙头，“嗖”一下跳进院里。
脚刚落地，父亲踉跄站稳，屋门口的半门子＇1＇“吱呀”一声开了，王朋老婆衣衫不整，脸上带着桃花一样的红晕，趿拉着一双破凉鞋出来，还是王朋的。
“是二弟啊，刚才睡觉没听见。我还以为小偷进来了呢！”又趿拉着把门一摔。父亲听见她进屋嘟囔了一句：“丧门星！打搅老娘好事！老东西，继续来！老娘还没过完瘾呢。”
父亲自尊受了极大伤害，也没心做饭了，用暖瓶的水泡了两个煎饼，闷头吃着。
又是一天，父亲收工回来，把门推开，好不尴尬。王朋老婆正撅着个大白亮东西对着梧桐树擦屁股。那年头，哪来的卫生纸？于是光滑圆润的梧桐树便成了上完猪圈擦屁股最好的地方。
“俺那娘啊，流氓啊！”王朋老婆尖叫着，赶紧提裤子，却掉了腰带，低身捡腰带，却出溜又掉了裤子。
“抓流氓啊！”王朋老婆撒着泼。气得父亲回头就走了。晚上，父亲回自己家和五叔睡在一起。
“唉！我们要想办法自己盖房子，这样不是办法。受人欺负，受人恶心。”父亲狠狠地吸着旱烟。
“怎么盖？哪有这么简单？”五叔问。
“想办法！”屋子里弥漫着辣嗓子的旱烟味，父亲继续狠狠地吸着。
1968年3月，在老槐树西北50米枝叶覆盖下，被国民党烧过的老宅子上，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又立起了一个三间砖基土坯的新房子。在淡淡的硝烟味、幽香的泥土味和父亲的感慨声中，父亲和挺着肚子的母亲双手把姥爷陪嫁的楸木衣柜搬进了新房。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世态炎凉，唏嘘不已。十五根檩条是父亲和五叔星夜20公里从表爷爷的生产队由表爷爷望风偷来的。砖是用四叔的五保费买来的。当父亲把五保费给四叔时，他坚决不要，以为是父亲的，况且他在幸福村种地所得加上大队补助的粮食也足够用的。其他苇箔等材料是表爷爷提供的，春天盖屋的时候，表爷爷不但推来了苇箔，还带了几个本家的人来帮忙打土坯。
就这样，父亲母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房子，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1＇屋门外面的一米多高的小门。
第十二章
新房刚刚搬进一个月，我就出生了。这一年是1968年5月1日，阴历四月初五。
太阳红彤彤，从降媚山东欢快地升起；春水潺潺，绕使狗河蜿蜒缠绵。新房大院，满眼新绿，树影婆娑，尽梧桐鹊喜。早上七点左右，新上任为生产队队长的三叔吹响了上坡的哨子。“嘟！嘟嘟——嘟！嘟嘟——”父亲放下饭碗刚要扛起锨走，母亲喊肚子疼。
“怕是要生了！”母亲抱着肚子往炕上走。
“大婶子，大婶子。快来！”父亲把锨一扔。
“快，把炕烧热。”父亲急急地把接生婆接来。
“哇——哇——”惊起梧桐一树鹊喜，引起梁檐新燕呢喃。
父亲抱着瘦瘦的我，蘸了点红糖水喂我，脸像墙角盎然绽放的蔷薇花，皱纹顿时少了许多，平展了许多。37岁的嘴从没有像今天伴随着我的到来而裂的那么自在，那么恬美，那么幸福。
父亲给我起了个乳名“福收”，寓为“福祉多多，尽收一切”。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细雨霏霏，隐隐约约，缠缠绵绵，似有若无，如泉流之哽咽，如朦胧之缥缈。依依降嵋山下，一个中年人用手推车推着一个妇人急急地赶路，妇人手中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哇哇哭着。母亲娥眉紧蹙，心口疼得她不断呻吟着。她边哄着孩子，边用手掀开大襟衣服给孩子喂奶。孩子小手抓挠着母亲乳房，用力吃了几口，安稳了没一会儿，不久又哇哇大哭起来。为了保持车身的平衡，车子的另一边放了一块石头。
“孩子老是哭，没奶水了。”母亲叹着气。
“你在车上坐稳了。”父亲突然放下车子，向路边跑去。手推车前高后低，母亲身子尽量前倾，看着父亲一溜烟跑进了一块地瓜田，急急地用手刨了一会儿，扒出一个地瓜，用手把土拢好，旋即回来。
“快吃！别让人看见。”父亲用衣服擦了擦泥巴，抬起车子大步快走。
“这次去潍坊看病，一定能看好，你不要着急。”父亲把手推车放到李香臻大姑家里，领着母亲坐上了去潍坊的汽车。
对于6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饥饿还是驱赶不走的。我生下来几个月，一直就没的吃，母亲奶水很少，我经常饿得哭，父亲急得直搓手，没办法。偏偏这时，母亲病了，老是心口痛，父亲抱着我领着母亲去了镇医院、县医院，都无济于事。无可奈何之下，父亲领着母亲去了地区人民医院。
“你这病是坐月子落下的，从中医讲是气急攻心，我给你开点草药，你们自己回去抓，西药太贵，还不一定管用。”一位姓范的大夫和蔼地对父亲说。
回来的路上，破旧的老客车在土路上像老牛爬一样，“突突突”地冒着烟却没劲，像个拖拉机。父亲拿出仅剩的两张煎饼递给母亲。
“把孩子给我，你吃吧。”父亲说。母亲一片片地掰着，慢慢地在嘴里咀嚼着，咀嚼着生活，咀嚼着人生。
“哇——哇——”父亲手中的我饿得直着嗓子哭。
“给我。”母亲抖了抖衣服上的几块干煎饼，拣起塞进嘴里，把剩下的煎饼递给父亲，接过孩子，把大襟衣服下干瘪的乳房塞进我嘴里，我像小兔子急急地咂着，没咂几口，又哇哇哭起来。
“唉！好孩子别哭，很快到家了。”母亲用手轻轻地摇着我。
“你先吃点吧，我抱着孩子。”父亲急急地搓着手，恨不得自己身上有奶喂给我。
“孩子是饿坏了吧？”同车有三个妇女，一个好心地问。
“是啊！”母亲本来就心口痛得难受，我的哭更使她心痛不已。“把孩子给我吧！”其中一个妇女说。
“大妹子，太谢谢你了。”母亲犹豫了一下，把孩子递了过去。那妇女接过孩子，解开衣服，我像心领神会，趴在那母亲的怀里就没命地吃起来。
“我奶水也不够啦，兰芳，你来吧。”那妇女为难地说。另一个妇女接了过去。
“大妹子，您是哪里的？我是安丘的，这次去潍坊和孩子她娘看病，真是太感激你们了，她娘心口疼，本来奶水就少。”看着热心妇女给孩子喂奶，父亲眼圈红红的。
“我们是昌乐的，别客气，这年头，谁家日子都不好过。”那妇女边哼着儿歌边哄着我说。父亲知道，昌乐是安丘西边的一个县，以产蓝宝石出名。
后来，父亲告诉我，重复地告诉我，那是我吃得最饱的一次。我不止吃了那个妇女的奶，还吃了另外两个妇女的奶。
回来后，母亲的病治好了，我一直在那个只为求生存的年代慢慢长大。多年后，手攥着温润凉爽晶莹的蓝宝石石头，回忆着那个连平淡都算不上的故事，感激着那三个在我饿得不知饿滋味的时候把我喂饱的乳娘，我的心隐隐地作疼。人如玉石，那么平淡的一次喂奶，使我看到了玉石般雅洁的人品，教给我做人的真谛。
1972年腊月二十七晚上，我4岁那年，已能够清晰地记着母亲在炕上生我弟弟痛苦却幸福的样子。那天早上，我沾了弟弟的光，破例喝到了一碗放着红糖的玉米粥。
童年像降媚山上甜甜的甘枣，直沁人心脾；童年像降媚山上酸酸的山枣，酸得牙都不敢咬东西；童年像房前爷爷留下来的老树上未成熟的柿子，尝一口，涩涩的麻麻的，舌头上像抹了一层带着怪味的东西；童年像老槐树上未淘净的槐当啷，咬一口淡黄色的果肉和种子，带着一股很重很重的苦味。童年的生活，带着各种色彩各种味道，就像降媚山上使狗河边老槐树下那春天的盎然、夏天的斑斓、秋天的多彩、冬天的凛冽。
春风几度来，桃花笑春风，年年灿烂羞鱼惊鸟，年年惹尽春光百花嫉妒。千朵浓芳绮树斜，嫩蕊清香留芳菲。寂寞蔷薇，花香袭袭，丛丛簇簇，馥郁芬芳，心醉得心疼。童年的春天，我几乎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一把铁铲把，赶着一群鹅，在田野、丘陵、河边漫步。小鹅还没长全翅膀，白白的，一副可爱憨态，慢吞吞地边吃边走，经常惹我树条子爱恋地轻抽，时间长了，鹅都和我做了朋友，吃饱了，打着饱嗝，食道里的草沿着脖子攀缘而上，一直到嘴边。鹅群偎依在一起，嘎嘎地陪着我在原野欣赏无限自然，伴着我在百草花中打滚。放鹅的时候，我闲不着，寻找着那些兔子可以吃的东西，什么墩草、野茄子、苦菜、灰灰菜、野茅草等，都可以挖。那野茄子，还顶着紫蓝色的花，玲珑翠滴，煞是好看；野茅草，花没开的时候，嫩嫩的，甜甜的，可以把它的嫩茎拔出来，放在嘴里咀嚼着，甜丝丝的。顺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