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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
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变化还要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欧人士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日本俘虏的上述表面性格的变化也会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之中。他们多数人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以拼死的暴力进行报复。某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不懂得“义理”。他们在众多为保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只挑出复仇与侵犯这种显著的传统程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把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在欧洲公式中，任何个人或民族，如果进行战斗，首先必须确认其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则来自久蓄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10）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其他场合，日本也曾有同样的举动，往往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长期的锁国帷幕刚刚拉开，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11）遭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傲慢好战在日本是闻名的。英国派了远征军进行惩罚，炮轰萨摩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惊人的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12）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这所学校“教授西方的学术奥义，……因生麦事件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13）所谓生麦事件（14）就是英国惩罚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例。与萨摩藩媲美，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另一个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育“王政复古”领导者的温床。没有正式权力的朝廷曾发布一道敕令，限以1863年（阴历）5月11日为期，命令将军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反之。它从要塞向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实在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损害。为了惩罚长州藩，西欧各国联合舰队迅速击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取三百万美元的赔偿，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15）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豹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16）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做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导致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义理”的各项义务中择其所需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日“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义理”、“完全出于义理”、“为义理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义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义理”。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义理”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之源。“义理”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但所有阶层都要讲“义理”。至少日本人认为“义理”对武士的要求要比对平民高。外国观察者则似乎认为，“义理”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所得的回报较少。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恶的“可悲者”。
注释
1 胜海舟（1823—1899）：日本近代海军建立者。1855年入长崎海军传习所从荷兰教官学航海术。1860年任咸宁丸舰长渡海赴美。历任幕府海军卿、陆军总裁。戊辰战争中与西乡隆盛和谈成功，使江户“无血开城”。后任新政府海军卿、元老院议官、枢密院顾问官等。——译者
2 托克维尔前引书：即《美国的民主》，参阅本书第43页及注①。——译者
3 测验报告见Ladislas Farago； The Japanese： Character and Morale，（L。 法拉格：《日本人：性格与意志》誊印版）。为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国民意志委员会）而作，该会地址：9 East 89th street； New York（纽约，东89街9号）。
4 美拉尼西亚（Melanisia）：亚洲西南太平洋岛屿中，黑人居住的岛屿统称Melanisia，即“黑人群岛”。——译者
5 Makino Yoshio； When I was a child（牧野芳雄：《我的童年》），1912年，第159—160页。
6 Nitobe； Inazo； 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日本的灵魂》），1900年，第83页。新渡户稻造（1862—1933）：日本教育家、农学家、政治家。出身高级武士家庭。就读于札幌农学校、东京帝国大学。1933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娶美国女子为妻。在德国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归国后历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贵族院议员等。所著《武士道》影响很大（我国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另著《农业本论》、《修养》、《自警录》等。——译者
7 Okakura； Yoshisabur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apan（冈仓由三郎：《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伦敦，1913年，第17页。
8 四十七士：参阅本书第十章（第180页至第186页）。——译者
9 乔治·桑塞姆（George Bailey Sansom 1883—1965）英国外交官、日本史专家。1904年起长期在英国驻日使馆任领事、参赞。一战期间、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军事部门供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1935—1936、1940一1942）。二战后任联合国远东委员会英国代表。著：National Grammar of Japan（《日语语法》，1928）、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日本文化简史》，1931初版1962修订）、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西方世界与日本》，1950），History of Japan（《日本史》，3大卷，1953、1961、1963）等。——译者（照片）
10 希律王（Herod the Great）：犹太统治者（传说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在位）。以残暴著称。耶稣诞生时，他听说一新生婴儿（指耶稣）将成为未来的“犹太王”，搜索不得，竟下令在一夜之间将伯利恒城内及四境两岁以下男孩全部杀死。（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译者
11 应是生麦，位于横滨市。著者误以为是在萨摩。——日译者。中译者按：当时是萨摩藩兵队列通过生麦村，理查森欲横穿队列，引起纠纷而被杀害。著者因此误以为在萨摩。
12 指“开成所”。——日译者。中译者补注：开成所（1963—1968）是幕府的洋学机构，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国语言和数理化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培养了一批优秀洋学者。明治政府成立后改称“开成学校”，1877年与其他机构组成东京大学。——译者
13 见F。 H。 Norman，前引书，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