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化人类学：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语言、民族三个分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欧陆的民族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3 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聚居在北美洲西北海岸（主要在温哥华岛），渔猎为生。原聚居约15000人，1990年代降至4000人。博厄斯采集的实物多被收藏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4 博厄斯的主要著作有：《儿童的成长》（Growth of Children； 1896…1904）、《原始人的心态》（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 1911）、《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 1927）、《人类学与现代生活》（Anthropology and Modern Life； 1938）、《种族、语言和文化》（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1940）、《普通人类学》（General Anthropology，合著，1938）。
5 《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第19页。按：Patterns：日译本译作“型”，我国曾译作“类型”。兹读日译本“译者后记”，其中特别指出：这里的“型”不是德国文化学者所说的“类型”，并请读者注意原著使用的是复数（Patterns）而非单数。（日译本，1985年版，371页）我们的中译本这次修订也改译作“模式”，不再采用“类型”的译法。
6 普韦布洛（Pueblo）：聚居在新墨西哥西北部和亚利桑那州东北部交界处。祖尼族即其中之一。
7 多布（Dobu）：西南太平洋中黑人聚居的岛屿统被称作“美拉尼西亚”（黑人群岛）。多布岛在新几内亚以南的特尔卡斯群岛中，岛上的居民被称作多布人。
8 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同行和好友，Margaret Mead（1901…1978）评介鲁思语。（维基百科网页）
9 以上参阅《文化模式》，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译者前言和正文第4、18…21、48…50等页。
10 Margaret Mead语和其他网页资料，如Susan K。 Hochman： RUTH FULTON BENEDICT等。
11 祖尼（Zuni）：原聚居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的19个印第安部族之一，现大多居住在新墨西哥的祖尼市。
12，13 均据此报告的日译本：《日本人の行动パタ蟆罚ā度毡救说男形绞健罚＞咦右耄毡痉潘统霭嫘幔�1997）和该书的解说2（Pauline Kent：本尼迪克特的生平和学术）。参阅第134…138、179…180、183…192、196… 200等页。此书由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备先生提供。——译者
14 《菊与刀》原著第13页。中译本第9页。
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
《菊与刀》出版后在日本反响很大。1949年4月，《知性》杂志组织五位学者进行座谈（鹤见和子、川岛武宜、幼方直吉、矶田进、饭塚浩二）。1950年5月，《民族学研究》发表了五位学者的长篇评论（川岛武宜、南博、有贺喜左卫门、和辻哲郎、柳田国男）。1951年5月，《展望》杂志又发表了津田左右吉长达20页的评论。有些学者评价很高（当然也有批评和质疑），以川岛武宜（1）为代表。有些学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或商榷，以和辻哲郎（2）、津田左右吉（3）为代表。下面简介这三位学者评论文章的要点。
川岛武宜文章的标题是《评价与批判》（4）。文章一再指出：此书著者从未到过日本，却搜集了如此大量平凡而又重要的事实材料，生动地描绘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引导出基本的、总体来看又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各种特征，尽管观察难免有误解，分析难免不充分，总的来说，其学识能力“令人叹服”。他反问：“日本学者对美国写出过这样的书吗？”他认为：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战争期间的日本，使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文化、传统等等，像放在显微镜下一样，无比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本书和一些外国人研究日本的书更能刺到“痛处”。“希望所有日本人都阅读一下这本书”，“与任何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恐怕都更加盲目接受自己的传统和思维方式，并以之为准来判断事物。这就是我们所受过的教育。这本书会使我们的反省受到莫大的刺激。”
川岛还指出：鲁思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分不开。当时日本是美国的敌国，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征服、占领、统治日本。即使如此，美国和那些徒知强迫研究人员像小孩子一样、以谩骂敌国为能事的国家不同，对战时的敌国也切实进行科学的、原汁原味的分析。
川岛认为：此书第1章是方法论。第3、第5…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各章分论等级制（Hierarchy）、恩、义理、名誉、人情、道德、修养、儿童教育。第2、第4、第13章不太重要。
在方法论方面，川岛认为：一般地说，英美两国社会科学偏重实证，日本则思辨倾向较重、不太重视实证和资料。然而，鲁思这本书不仅资料丰富，其优点更在于理论分析。社会学论著往往重视各种现象的量的分析，这本书则重视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重视文化的整体及其各种内在联系。川岛认为：“这正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于研究“异质的、充满未知数的文化现象”来说，正如鲁思所强调的，尤其要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川岛还认为，日本人研究日本也应当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亦即，与“量的分析”相比，要更加重视“质的研究”。
唯其如此，川岛赞赏此书首重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按：原著是Hierarchy，通译“等级制”。日译本译作“阶层制”。川岛未采用日译，用的是Hierarchy）。此书细致分析了支撑等级制的一整套烦琐的社会规则，并指明：日本的等级制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终规定人们行动和思维方式的则是等级制。对这种分析，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一些误解：一，日本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佃农、日工、渔民以及城市小市民的家族制度并不那么威严。二，说“邻组”在当时农村已不发挥作用，这与事实不符。邻保组织一直是“日本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三，说日本军队内部废除了“敬语”，以及军队不讲门第、发挥了平等作用等等也与事实不符。
川岛认为：关于“恩”的第5、第6两章最下工夫、写得最好。日本的社会结合，本质上是人身依附或统治服从关系，这已是公认的常识。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靠什么样的规范体系和意识来确立和维持的？对此，以往论述不多。川岛认为是靠两个原理：其一是“恩”的原理，其二是“家”的原理。此书既讲了“家”，更抓住“恩”（第5、第6章）和“义理”（第7章），深入论述。对“这种敏锐的分析”，川岛认为“不能不表示由衷敬佩”。
对其他各章（关于“人情”、“道德的困境”、“修养”、“儿童学习”等），川岛也都加以赞许，认为日本人会“很感兴趣”，“足以发人深省”。（例如，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教育，要求终生拳拳服膺，视之为“最高的道德”、“道德的最高理想”的“诚”，在美国或其他民族心目中竟只是“宗教狂对自身教义的狂热”！）同时也都指出某些误解或分析不充分、不确切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全书的方法论上，川岛在总体肯定的前提下，指出两个重要缺点：一，缺乏历史的分析。日本是变化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封建性的和市民社会性的、日本式的和西洋式的，往往叠现在一张照片上，相互影响、相互放射。此书著者好几处提到日本人行为、思考方式或“模式”的“矛盾”，感到难以索解。其实，如果能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许就可迎刃而解。二，著者这本书把“日本人”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这是必要的。但不可忽视，日本人中有阶层、职业、地区、知识水平等各种具体差异。美国人研究日本，先把日本人看做一个整体，从研究顺序来说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这里。应当进一步深入分析。从当前日本来说，尤其应当重视研究日本内部各种“力”，特别是保守的“力”和要求进行民主主义变革的“力”的“力学关系”。川岛说，他曾指盼本尼迪克特夫人亲身前来日本，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和重建日本进行研究，但令人遗憾，她已离开人间。
和辻哲郎的评论采取写信商榷的方式。信是写给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5）的。发表时的标题是：《对科学价值的疑问》。信中说：他年事已高（按：时年60岁），本无意阅读此书。石田先生向他推荐此书，说“细节虽有谬误，总的来说颇有足以促使我等反省的卓见”。但他读后，感觉此书不像一本学术性著作，希望石田先生告诉他：此书学术价值何在？
他说：他这种感觉不仅在于此书所用资料有不少谬误或误解（这虽然也是问题，但对外国人研究日本理应宽容），而是认为：书中所据资料难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著者应该考虑到：别人可以举出同样多的资料做出相反的结论。他说：如果把考察、研究的范围明确限定为“日本军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俘虏的思考方式”，也许还有些学术价值。但著者却说是“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或“日本文化的模式”，这就成了以局部概括全体，根据局部事实做出总体结论。
例如，此书开篇写道：“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是不存在的”，并以此作为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或信念的资料。和辻认为：这里的所谓“日本人”，都应改为“部分日本军人”。此书所论只是“日本军人的模式”、“日本国粹军人的模式”，不能说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