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 第15部分

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人的纺织机械和印度人的一样简陋。印度棉织品物美价廉，远优于英国本土产品。英国人却建立起高关税壁垒来阻止印度货销往英国，关税从20％到耸人听闻的1000％。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棉纺织业横征暴敛，有意使其崩溃破产。结果，通过不平等贸易，英国人获得印度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并加工成廉价纺织品再向印度倾销，而印度经济赖以生存的手工纺织业却被彻底冲垮。印度从未在原料出口中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工业，结果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都漂白了。现在的孟加拉首都达卡曾经是印度最为繁华的手工业中心之一，但其人口却从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

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各省总督均由英王直接任命，其任务是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下印度的全部领土。至此，英国政府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东印度公司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统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身份出现时，他们就垄断贸易；以统治者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攫取赋税。东印度公司以购买印度货物的方式将赋税流回英国。

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薛福成在1893年说：“英国人借助东印度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未几而沃壤万里，尽为所并。此殆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也。”英国人发达了，印度人却落入了苦难的深渊。

英国持续不断、毫无止境地抽取印度的鲜血。英国人用印度人自己的钱来征服并统治印度人。英国对缅甸、阿富汗的殖民战争，让中国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几千万英镑的军费均来自印度税收，英国人没有出一分钱。

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对印度人民的土地收入进行了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和掠夺。1793～1822年，英国在孟加拉的田赋是地租的90％，北印度地区也高达80％，其残酷性和破坏性甚至超过了莫卧儿王朝这样的封建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用田赋的收入购买印度货物，销往欧洲和中国，赚取的利润则流回英国，永远无法帮助印度的建设。1793～1811年，英国殖民者总共用2517万英镑的田赋来做这种无本买卖。1770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英国人囤积全部大米，不出天价购买就拒不出售，结果饿死1000多万人，占孟加拉人口的1/3。但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仍然大赚其利。就在这一年孟加拉变成不毛之地时，东印度公司仍然投资了120万英镑购买印度和中国的货物销往欧洲。

当东印度公司财政收入无法支持对外战争、对内兼并及镇压叛乱时，就会向印度人发行国债。换而言之，就是向印度人借钱来统治印度，扩张领土，镇压印度人的起义。而国债本金与利息则由印度纳税人偿还。国债总额从1792年的700万英镑，上涨到1836年的2700万英镑，到了1860年，更是高达1亿英镑。

最为可笑的是，贫穷落后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竟然是年年顺差，出口额竟然是进口额的10倍以上。1766～1855年，顺差平均达到500万英镑以上。东印度公司仅从1792年到1837年的46年中，就有净利3200万英镑，可它既不是留在印度作为财政备用金，也不是用来增加印度人民的福利，而是全部汇往英国支付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股息。由于印度本土工业的衰败，印度财富主要是通过小麦、大米等粮食出口的形式外流。巨额财富的外流，把印度变成饥荒之地，这种饥荒比印度历史上的饥荒，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饥荒，更加频繁，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在东印度公司的残酷压榨下，印度被掠走了巨额财富。英国的工业与金融由此积累了原始资本，进入钱生钱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国力也得以迅速提高。1760～1860年，英国工业生产的份额从全球的1。9％上升到19。9％。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拥有全球工业生产能力的40％～60％。同年，英国对煤、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是美国、普鲁士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工业品贸易额则占全球的2/5。全球1/3的土地上飘扬着英国米字旗，大不列颠王国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而印度本土工业则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整个国家沦为英国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均采用保护主义政策，英国与欧洲大陆、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果不是印度的输血，英国的衰落将会更早发生。

炮舰与福寿膏

除了对印度的压榨外，东印度公司还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鸦片收入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7。说到鸦片，就必须要从茶叶讲起。从18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在英国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茶在英国的关税高达90％～100％。如果茶叶不能按时按量地保证供应，就可能严重影响英国的社会安定和国家财政收入。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毫无兴趣，漠然视之。19世纪，一位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此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英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加棉花重量的三倍……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另一位英国贵族则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但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吃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结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逆差。1710～1760年，英中逆差总额高达2600万英镑，相当于1亿4百万两白银，几乎耗尽英国的白银储备。在当时的英国，普通警官每周收入不过1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收入才寥寥6便士（在英格兰银行1971年实行新货币进位制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和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英国人用英国工业品、烈酒等换取非洲黑人，再把黑人卖给美洲奴隶主换取白银以及美洲白糖、棉花、咖啡等土特产。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随着中英茶叶贸易流入中国。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如果从1000年开始算起，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长期出超，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中国拥有了全球2/3的白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

1773年是中英贸易发生逆转的关键。这一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最高比例。1796年，中国政府宣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