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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离开学校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与表情与我想像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们两个人都是下铺，你靠窗边我靠门，有的时候是四足相对，有的时候是两头相抵。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所有关于西安的印象都是从你开始的，你告诉我你来自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一个闪动着历史青铜味道的地方。你叫陆步轩，相对我们这些被自然命名为什么“学军”、“爱国”之类的人，透露出一番不同，希求登堂入室的愿望一目了然。而你身上浓厚的旱烟味道和熏得焦黄的牙齿，是你那时的标记，像那时宿舍另一个同学铿锵短促的潮州味道的普通话，像我在走廊里经常响起的走调的歌声。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你的一些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了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刚入学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你和我两个人在未名湖边上散步，湖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了，零星的几个人偶尔会从我们身边掠过，我在和你谈我写的诗歌，你耐心地听着，像一个宽厚的兄长，并不时纠正我的偏激。你顺带告诉我自己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热爱，表情宛若一个恋爱中的少女，我很少见过你脸上有过这样的表情，那些奇异的光芒，让我从此对你刮目相看。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谩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你在旁观中目睹了我们很多人首先是装扮上变得像一个北京人，然后舌头不自然地卷起来像一个北京人，然后是举止开始轻浮地像一个北京人，最后是将自己真正地当作了一个北京人。那时我们中间很多人仿佛一只中了魔法的兔子，不断地有人在旁边告诉它：说它原本是一只山羊，于是它就真的认为自己是一只山羊了。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浮生沉重，对于我们这些1989年离开北大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撒播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游进，那个开朗热情的四川男孩，在成都与歹徒搏斗中不幸殉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为他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人民的好记者。在1991年，我们共同的朋友，诗人戈麦选择了主动离开人世。其后，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操，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那时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感伤。那天“哑巴儿子”（这家伙如今成了一个潮汕地区的实力派官员，想不到吧？）因为有事，实在没办法从潮州赶过来，电话里一个劲地道歉。结果第二天我就去了深圳，以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实在遗憾。你记得那首诗吗？“我所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 她一声不响地跟我穿过城市/ 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当时我们戏弄“哑巴儿子”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清晰如初。这家伙现在有一样比我们都强，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并且成为他嘴上津津乐道的资本。电话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白鸡，我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要是再气我，我就让他们一起揍你。”
宿舍里的几个人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连长”现在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文化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想不到吧。他在此之前也曾经戏水新经济，新浪网的管理层之一。“连长”搬走后，“烧饼”从哲学系搬到了我们这边，还能记起他的吉他声和歌声吗？“建云”和“哑巴儿子”的情况我已经说了。“小龙”，我们宿舍最小的那个家伙，那个书生味道十足，总写些“清词丽句”，总会被别人误认为是女诗人，总会收到一些文学男青年大胆火辣的表白信件的才子，他留在了校园，成为了我们都很景仰的钱理群先生的同事。还记得他当年的口头语吗？2001年秋天，北大举办了一个纪念“老六”（戈麦）的诗歌朗诵会，当我朗诵完诗下台，这家伙一把就拉住了我：你那两步走还是原来那样。他的脸还是那么白，像我们少年时的心一样，永远改变不了。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情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个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着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这段最沉重的时光。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哪里了，而且也知道你希望重拾过去喜欢的字典编纂和辞书修订工作，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你的。
别忘了，“出租车总会在最绝望的时刻开来”。
兄弟，老陕，我们都在，我们现在也知道你的具体地址了。记得我曾经写给你的但丁的诗句嘛：“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岛屿……”我在网上逐条翻阅着那些对你境遇的网友评介，他们将你最不愿看到的东西捏合在一起，哗众取宠地搞出了“北大毕业生流落街头卖肉”的耸人新闻。北大曾经是我们自由的王国，但它绝对不要成为我们一生的负累。在离开校园的这十四年里，和你一样，我也做了很多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身上好像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做得好了，因为你是北大出来的，理应如此；做得不好，所有的污言秽语都会袭来，北大就这个水平呀？我用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光阴才卸去了身上这沉重的包袱：做一个独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经在数九严寒的冬天骑着板车沿街叫卖过咸鸭蛋，也曾经在建筑工地和那些民工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言不合，拔拳相向。因此我觉得自己更能理解你的想法，我最想对你说的是：千万别放弃你自己心中的梦。
当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只好成为别人心目中的那个人了。好兄弟，我在这里，我们当年的兄弟都很想你，很愿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都来帮助你，让你重新在社会上站稳脚跟，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们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支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年7 月27日病中急就由于大山阻隔，沟壑纵横，延缓了语言的交融与发展，因而山西方言被公认为是最古朴，保存古音、古义最完整的北方官话。1987年夏，我们汉85级与汉84级一道，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赴山西吕梁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师指导下，我与田静、赵文秀两位同学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