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还勉强说得过去，哪能百分之十五的折；再说倘若卖肉赔钱，谁还卖？又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闲得慌，无事找事。
但一时半刻又找不出问题的症结，我疑五疑六，师傅诚惶诚恐，给刚开业的肉店平添了几分阴沉。
一个偶然的机会，破解了其中的秘密。
我的一位朋友做牛羊肉与腊肉生意，摊子铺得挺大，使用两台电子磅。后来国家整治食品市场，生、熟食品不能混放，遂关掉了牛羊肉生意，余下一台电子磅，闲置着没用，想转让于我，在我面前使劲鼓吹电子磅的好处。其时我使用弹簧秤，终于禁不住他天花乱坠的广告，把他的电子磅搬来试用了两天，结果奇迹出现了，不管挣多挣少，肉店开始产生利润。
用电子磅、弹簧秤对照着卖，几天之后，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师傅是老把式，计划经济时代在杜曲镇食品公司杀过猪，卖过架子肉。那时候要先开票交钱，然后才能打肉，师傅形成老习惯，案板上总要放几块碎肉补秤。比如一刀下去打了一斤半还多，报称一斤六两时太低，弹簧秤又起不来，师傅就报称“一斤六两”，随手加一小块，岂不知加上这一小块，可能是一斤七两或者一斤八两。在过去统购统销、利润丰厚的年代，一小块觉察不出，一直没有在意，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同行之间竞相压价，利润本身就很薄，挣的就是那么一丁点儿，这就是利润！
1999年春，盛传家畜口蹄疫，人们性命重要，猪肉少人问津，供过于求，养殖户跳楼价、大放血地抛售，许多农民因此赔了老本，不再养猪。到我开肉店时，疫情已过，货源短缺，价格又一路攀升，最高时，长安县批发到四块四一市斤。肉贵了便摊钱，那么一丁点儿，就值七八毛钱，白白送给了人，人情都未落下。而就连这么丁点微不足道的利润，也叫师傅在不知不觉间“折耗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当时经济很紧张，我还是毅然下定决心，花一千余元购买了电子磅。
肉店不赚钱，师傅心里比我更急。听说西安肉价便宜，师傅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到五公里之外的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那儿批发价三块八，较之长安县有六毛钱的差价。
“千万别小看这六毛钱，一百斤就差六十元，天长日久，你算算，何止六百、六千！”
由于我刚入此行，不识货，于是师傅与我一道，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起床，骑上自行车，到批发市场以单车驮货，风雨无阻。
说起来赶紧捂住嘴巴，小心别笑掉了大门牙，猪肉咬不动，更不能啃了大骨头，白白浪费了口福。长安县有一百多万人口，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盛产生猪的地方，大肉批发价反倒比消费城市——西安市高出许多。门外汉以为长安县杀猪卖肉的心重，想一镢头挖口井，一口吃成大胖子，业内人则将其归功于长安县食品公司和动物检验检疫站的管理有方。
在西安市所辖的十三个区县中，长安县拥有许多绚丽的光环，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市第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市第一，财政收入全市第一……不胜枚举，可是工资水平总也赶不上物价的涨幅，职工的收入较之市内要差一大截。我的学兄孔庆东教授在《刀下出美人》中，论及韩国的美人是咋整出来的，“拿刀子硬整呗”，与此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刀把子”换成“笔杆子”就行。
长安县税费重，除正常的国税、地税、工商行政管理费、卫生防疫费、动物检验检疫各税费“一个都不能少”外，仅大肉行业而言，县食品公司加收每头八元的大肉批发管理费；倘若在县境外进货，动物检验检疫站加收每头六元的复检费；再加上西安到长安的运费每头五元，合计一十九元，还不算每日风雨无阻，来回奔波的辛苦劳神费。同“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样的道理，猪毛当然要出在猪身上，从而形成了长安肉价高于西安的奇怪现象。许多用肉大户，如宾馆饭店、餐厅食堂、职工大灶等等，为了降低成本，不惜舍近求远，去西安买肉，这对长安肉食市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长安境内的屠宰场和肉食经营户对乱收费现象意见很大。
意见归意见，人家有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为，割你没商量。食品公司有大肉稽查队，动检站设检疫科，精兵强将，装备优良，每天早晨来回巡查，双休日照常加班。美其名曰：“为了公众的食品安全，吃上放心肉。”
冠冕堂皇！事实上，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大肉，甚至看也不看，只顾盖戳收费。一旦逃费被捉，轻则补票罚款，重则没收大肉，再从重处罚。
对于乱收费，屠宰场、经营户叫苦连天，完费吧，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利可图；逃税吧，每日巡查，十回漏网，一朝被抓，得不偿失。于是一些销售大户“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与食品公司和动检站玩起捉迷藏的游戏。
一位杨姓同行，家住马王镇，离户县很近，在韦曲青年街开家“诚信大肉店”。一次他在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进回三头肉，未到食品公司和动检站补办手续，被食品公司捉了个正着。因食品公司为企业建制，没有执法证，杨同行底气十足，搪塞着不想交罚款。当时食品公司去的人手少，不便来硬的，假装放他一马，借故出门，却打电话通报给动检站。动检站人多势众，杨同行无法阻拦，肉就被运到了动检站的复检门市部。杨同行是个慢性子，孩子掉到井里都不着急，以为补几张票，大不了再罚点款就能摆平。于是磨磨蹭蹭不紧不慢地筹钱，晚去了半小时，三头大肉便被动检站没收并削价处理，还要罚他两千元，否则不得再营业。三头大肉价值一千七百元，再罚两千，即使一个月黑不当黑、明不当明地加班加点苦干也赚不回来。杨同行哑巴吃黄连，欲哭无泪，最后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才总算摆平此事。
经营户之间也有矛盾，你逃过费，肉价稍低，就会抢我的生意，我当然不服气，绝不能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就会点炮，报告食品公司和动检站。他们得到可靠线报，尽管没有搜查证，也会如公安局侦破案件一样，翻箱倒柜地搜查，万一查不出，在你肩头上拍拍“不错，守法经营，好样的”。佯装离去，半路再杀个回马枪，杀你个措手不及。
一次我隐藏了一头大肉，被同行举报，食品公司大肉稽查队出动，人赃俱获。我担心在店里嘀嘀咕咕拉拉扯扯影响不好，知情者知道因为逃费，不知情还以为真的黑心进了不合格大肉，于是任由他们将大肉拉到食品公司。他们不由分说要罚一百元，我问收费、罚款依据，他们拿出了长安县商业局几年前下发的一份文件，而拿不出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我以为他们手续不全，拒绝受罚，他们说我胡搅蛮缠，要没收大肉。我问既然是政策，为什么偏吃另待，只在韦曲地区收费，其余地方不收。其中为首的一位，听说是刚从商业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反聘到食品公司，专管收费的调研员竟回答：“因为韦曲人有钱，所以要收费！”
荒谬之极，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胡搅蛮缠，胡说八道。然而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个人毕竟斗不过单位，权衡轻重，只有采取财去人安、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以十倍罚款，交过八十元人民币了事。
某经营户给县境内几家大专院校供货，为了逃费，干脆买辆面包车，于东寨村租赁一院民房，办起地下黑工厂。大量的白条肉不进肉店，直接拉进民宅之中绞、切加工，其质量可想而知。你们食品公司、动检站再厉害，总不至于“私闯民宅”吧！
《华商报》曾以“要卖肉，先交费，食品公司收的哪门子费？”为题予以曝光，西安电视台也曾经关注。舆论归舆论，说说而已，一阵风就会过去，无关痛痒。食品公司百十号人，要吃、要喝还要发福利、盖大楼，不收费钱从何来？下岗职工上访、失地农民闹事，党委和政府已经够烦的了，如果食品公司再来静坐、动检站上街游行，岂不是乱上添乱，天下大乱？如今，发展虽然是硬道理，稳定才是大目标，平安是福，平平安安对大家都好。
师傅人好。开店之初，我们在西安进肉，师傅起早贪黑，出大力，流大汗，又手把手地教导我，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培养成切、割、剁、绞无所不能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我永远铭记于心，没齿不忘。他日倘若发家致富，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掘井人，卖肉不忘领路人，逢年过节，必好酒好烟好点心，看望孝敬他老人家，即使师傅百年之后，也当立副牌位，供奉起来，早晚上几炷香，磕几个响头。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师傅也不例外。师傅是杀猪的老把式，打架子肉很在行，对于剔骨案板肉，师傅见过没卖过，用师傅的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说话粗鲁，言辞无忌，“这可不是哄人的话”，“这肉好得跟×一样”是其口头禅，婆娘，女子不爱听；而且年龄偏大，动作迟缓。如今已非物资匮乏的年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当然就该尊为上帝。
当今眼目下时兴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嘴像抹过蜜糖一样，“婶呀，姨啊”地叫着，奉承得主顾喜上眉梢。嘴不停，手亦不停，打肉、称肉、收钱、找零，动作一气呵成，末了一句“你走好，欢迎下次再来”。顾客心里如同喝了蜂蜜一般，畅快无比，欢天喜地地去了，下次保准还来，说不定还能引来一大帮主顾呢。
师傅一把年纪，不宜与大姑娘、小媳妇嘻嘻哈哈、打情骂俏很正常，但稍不如意，板一副面孔，黑旋风李逵似的，令人望而生畏，见而却步也是实情。
一口锅里搅勺把，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自从在西安进货，肉店见到利润，虽然暂时未增加师傅的工资，但伙食明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