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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两点：
——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要读古本《红楼梦》。
那么，现在我们还能看到的古本《红楼梦》，究竟有多少种呢？
大体而言，基本可信的古本《红楼梦》，有下列数种：一、甲戌本。这个本子的全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后来这个本子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到晚清时候被一个叫刘诠福的官僚收藏。他很看重这个本子，但后来世事沧桑，他的藏书在旧书店出现，上世纪初被胡适买到，但那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了，一共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周汝昌还是不知名的小青年的时候，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看法的文章，胡适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丝毫没有以权威自居，不是嗤之以“外行”，而是平等地与周汝昌讨论。后来周汝昌知道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那就是甲戌本。周汝昌真是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解放军围住北京，周汝昌就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没几天，胡适就被蒋介石派来的专机接到台湾去了。胡适上飞机的时候，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这个甲戌本。
胡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台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逐步把政治批判的靶心引到胡适这个大目标上。那时候周汝昌已经出版了《红楼梦新证》，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有可靠的资料证明，胡适在境外看到《新证》后，非常赞赏，认为周汝昌算是自己的一个有成绩的弟子。当时印出来的《新证》上，有对胡适大不敬的言辞，比如称胡适为“妄人”，后来大陆报纸上又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跟胡划清界限的文章，有人告诉胡适，胡适并不在意，他说他知道那是不得已的，仍然对周汝昌的研红寄予厚望。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年轻人不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翻出旧书旧文章，觉得周汝昌先生怎么能那样对待恩师胡适呢？这就说明，即使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如果不“揭秘”，人们也会被表象所蒙蔽。好在当年负责《新证》出版的编辑文怀沙先生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还健在，他在2006年已经九十六岁高龄了，竟还能坐越洋飞机到美国访问，我有幸在纽约跟他晤面，他对我细说端详：原来，《新证》的书稿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被退稿后，辗转到了他手里的，他拿到看了后觉得非常值得出版，但那时候胡适是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书稿里却多次正面或中性地提到胡适，怎么办呢？他也来不及跟周汝昌商量，为出书不犯“政治错误”计，就大笔一挥，将“胡适先生”改为了“妄人胡适”。说到这儿他顽童般呵呵大笑，其实他选择“妄人”还是有他的心机的，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罪名里，其实并没有“妄人”这样一个符码，他故意不改成“反动分子”、“反动文人”等字样，而以一个貌似大不恭其实玩笑般的“妄人”，来替周汝昌逃避“美化胡适”的指责。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该多些对历史情势复杂诡谲的认知了吧？
周汝昌先生自来是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在日本占领天津时期，他不去就业，关在家里闭门读书、钻研，这应该是爱国的表现。后来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进城了，他非常兴奋地跑出家门，到街道上去迎接中国人的队伍，还写了文章，刊登在光复后的天津报纸上，里面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句子，于是后来也曾有人向他发难：你为什么去欢迎国民党的军队？因为那时候共产党的军队接收的是东北的城市，天津是国民党军队接收的。一个知识分子，在日据时期不去替日本人做事，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光复以后去激动地迎接中国人的军队，他错在什么地方了呢？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缓和与正常化发展，传媒也开始正面宣传国民党1937年至1945年的对日抗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就理解周汝昌先生当年“迎王师”的心情了吧？
但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也确实说明，在中国，有一批周汝昌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懂学问，却不谙政治，你要求他具有超前的“政治水平”，是否太苛求了呢？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周先生还不怎么紧张，因为他跟俞先生的观点自来不同。俞先生对《红楼梦》大体是当做纯美的东西来欣赏、品味，周先生大体来说注重揭示《红楼梦》的历史与家族背景。他的《新证》里篇幅最大、收罗资料最全的就是《史料稽年》。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新证》一出，毛泽东看到后就是喜欢的，这部书成为他的“枕边书”之一。到了晚年，他更让把其中的《史料稽年》部分印成线装大字本，以便随时翻阅。周恩来总理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文革”时中央系统的文化人全给送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并宣布他们将永远在农村里落户，周汝昌先生当然也去了，却在仅仅去了一年以后，忽然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一纸调令，独将他一人调回北京“备用”。这对周先生本人来说自然是个喜剧，对我们后人，特别是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个启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其个人命运完全是由政治因素来左右的。
把这些背景搞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当批评俞平伯的事情发展成为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周汝昌为什么会紧张了。现在某些年轻人查到报纸上有周汝昌署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就大惊小怪起来。现在和以后的年轻人应该懂得，在当时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下，如果认定你跟被批判的靶子观点相同，属于“一类货色”，那么，你就是想写文章“参加批判”、“划清界限”，也未必还让你发表出来。当时周汝昌为什么要写那类文章呢？原来，是毛泽东发了话，要保护周汝昌。怎么个保护法呢？一是派他当时的爱将（带头批判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汝昌，告诉他他们将发表一篇批评《新证》的文章，但跟批判俞平伯不一样，属于“同志式的批评”。“同志式”在当年是一粒政治救心丸，就是说没把你看成敌人或反动观点的代表。这个安排说明政治家的水平确实高。因为你批判俞平伯是“反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推行者”，但俞跟胡在交往上、学术观点上并无什么把柄；而周汝昌先生呢，尽人皆知，胡适连自己的甲戌本都借给他，两人的学术观点关联处很多，《红楼梦新证》就是从《红楼梦考证》发展来的嘛，怎么能绕过去呢？绕不过，那就来个区别于批判俞平伯的“同志式批评”。二是由《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出面，约周汝昌写篇既批判胡适也自我批判的“划界限”文章，保周“过关”。周写了，改来改去难以达到要求，最后由报社加工，终于刊出。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一个不懂政治的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尴尬，更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特征，怎么能据此得出周“忘恩负义”、“投机”的结论呢？拿这些事去攻击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品”，显然，如果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
你看，光是甲戌本这样一个古本，就引出来这么多的故事，真是书有书的命运，人有人的命运啊。
这个甲戌本，是不是曹雪芹亲笔写下的？或者，是不是脂砚斋亲笔抄录和写下批语的？不是。这仍然是一个“过录本”，就是根据最原始的本子再抄录过的本子。当然，它“过手”的次数似乎不太多，应该是很接近最原始的那个母本的。那个母本上可能有曹雪芹的亲笔字迹，也可能没有，但肯定是脂砚斋本人的笔迹。说它是甲戌本，是因为这个本子上自己写出了“甲戌抄阅再评”的字样，但脂砚斋的批语，却不完全是甲戌那一年所写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过录本上，出现了甲戌年以后的年代的少量批语，有的研究者就判断这个本子是假的。其实这个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甲戌年脂砚斋整理好这样一个本子以后，一直留着，到了若干年后，还会翻看，偶然有了想法，就又写在上面，并且写下时间。如果脂砚斋要造假，何必留下这样的破绽呢？而且，曹雪芹写书和脂砚斋批书都是寂寞之极的事情，毫无名、利可收，我们找不到任何造假的动机。
甲戌本虽然只存下了十六回，但它最接近原始的母本，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弥足珍贵。但是，我们读古本《红楼梦》，不能单读甲戌本，它缺失的太多，又不连贯。
那么，有没有保留篇幅比较多的古本呢？有的。下面会讲到几种：二、蒙古王府本。这个本子现存于北京图书馆。据说是从一家没落的蒙古王府收购来的，它叫《石头记》，有一百二十回，而且有程伟元的序，乍看似乎是个通行本。但通过研究发现，它八十回后的四十回是根据程甲本抄配的，序也是抄来的，它的前八十回里，又发现五十七回至六十二回也是从通行本里抄来补齐的，但其余的七十四回应该是从没出现通行本以前的一种在贵族家庭间流传的手抄本过录的，属于古本性质。
三、戚序本。这个本子很可贵，书名《石头记》，有完整的八十回。它在清末民初以石印的方式流行，有多种印本，其中有正书局的影响最大，书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