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也有些拿大，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可见虽然贾母因为送桂花赏过秋纹几百钱，却根本记不得她名字，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小女孩子”；当然后来听人解释，知道袭人是因为丧母热孝不便前来，才不再深究。那么，秋纹明明刚听见贾母对袭人看重而轻蔑她和麝月的说法，按说应该心中不快才是，至少，应该不必马上引贾母这个“背景”为荣吧，但曹雪芹很细腻地写到，宝玉小解后自然需要洗手，“来至花厅后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个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沤子壶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便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儿，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吧，那里就走大了脚！’秋纹道：‘凭你是谁的，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头见是秋纹，忙提起壶来就倒。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个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倒了些沤子在他手内，宝玉沤了，秋纹、麝月也趁热洗了一回，沤了”，这才跟宝玉回到贾母跟前，继续与宴看戏。秋纹就是这样以自己依附的“强势背景”，把那老婆子震慑了一回，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这是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的对庸俗心态的刻画，同时也是对庸俗的一次不动声色的批判。
这里附带指出一点，就是通过上面我引出的这节文字，可以清楚地知道，作者虽然在全书开篇时声言，所写是“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其实大量的细节是把朝代和邦国逗漏得很清楚的。你看那老婆子开头拒绝给滚水，是怎么开口说话的？她先讽刺性地叫了声“哥哥儿”，那当然不是叫宝玉，而是叫跟她要滚水的丫头，有的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就糊涂了，曹雪芹怎么这样写呢？就算那婆子老眼昏花，认不清叫她的是哪屋里的丫头，总也不至于连男女也分不清呀？这你就应该知道，“哥哥儿”就是“格格儿”，是满语的音译，意思是贵族家庭的小姐，这种语汇是只有清朝才有的，可见作者写的是清朝的故事。那老婆子明知道问她要水的不过是丫头，不愿意给，就故意讽刺地称她为“哥哥儿”，意思是你配吗？你以为你是谁？当然，秋纹挺身而出，抛出“背景”，老婆子才意识到遇见的是比“格格”更尊贵的公子屋里的人，满贾府谁不知道贾母对宝玉的疼爱，捧凤凰似的，别说自己泡茶的水舍得给他用，就是宝玉忽然想要天上的星星，恐怕也会立即派人去取下来！另外，那老婆子还说了句讽刺话：“劝你走了舀去吧，那里就走大了脚！”可见那问她要滚水的丫头是缠足的。《红楼梦》是一部交融着满、汉两种文化的书，书里的女性，有的是天足，因为满族妇女是不缠足的，书里“四大家族”的女性，应该都是天足，有的丫头是满族人，也是天足，但有的女主子，却可能是汉族，缠足的，比如第六十三回写宝玉“忽见邢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就是形容小脚女子的步伐；丫头里很多都是汉族，缠足，所以她们互相笑骂，有个词是“小蹄子”。而这一细节里，老婆子说“那里就走大了脚”，就是讽刺这类丫头缠了足不愿意跑路。
再说秋纹的庸俗。她那“背景意识”，在第五十五回又一次发作。当时因为府里头层主子都参与朝廷里老太妃的丧事去了，凤姐又病着，因此王夫人委托探春理家，再由李纨、宝钗襄助。几件事过去，人们就普遍感觉到，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加上文化水平高，有杀伐决断，却比凤姐更精明沉着。平儿很快就意识到，在探春面前绝不可有什么“背景仗恃”的特权心理，必须以绕指柔来应付探春的刚毅决断，这就是平儿的不俗、超俗之处。但秋纹怎么样呢？她大摇大摆去往探、纨、钗办公所在的议事厅，厅外尝到探春厉害的众媳妇马上告诉她，里头摆饭呢，劝她等撤下饭桌子再进去回话。秋纹是怎么个反应呢？她嘻笑着说：“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她觉得自己有“背景”，应该享受“特权”，就不停步地要往厅里闯，这时候也在厅外的平儿立刻叫她：“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直到平儿把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以及大家共同面临的形势细细地告诉了她，指出这回探春理家可是“六亲不认”，而且专门要拿几家“背景”硬的来“作法子”，以树权威，秋纹才清醒过来。如果秋纹不俗，她也仍可坚持争一下“特权”，充一条“好汉”，但她是怎么个表现呢？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的碰一鼻子灰。”来时气吼吼，去时灰溜溜。庸俗者就是这样，他们并不能捍卫“光荣”而只是谋逐“虚荣”，并不能坚持“进取”而随时可以“退避”；他们随波逐流，得空隙就泄，见堤坝就退；他们欺软怕硬，崇拜“权威”，却既不能从低于自己的存在里捞到多少好处，更不能改变不入“权威”眼的卑微地位。
6
庸俗不是一种政治品质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企图通过政治教育、政治批判或者道德说教、“道德法庭”来消除人们心灵中的庸俗，是不可能取得效果的。
庸俗是一种超政治的东西。三十年前，“文革”快要结束了，一次我同一位年纪比我大两轮的人士骑车路过北京西四南大街，那里有一幢旧房子忽然引出了那位人士的喟叹。后来我们在一家小饭馆喝啤酒闲聊，他说起，1948年，那幢房子是个邮政局，他去那里面寄东西，因为他说自己是“市党部”的，邮政局里的人就把他奉为上宾，请他坐，给他倒茶，赔他笑脸，向他道乏，完了事，出门还给他“叫车”（当然，不是汽车而是黄包车）。那天那回他得到的“背景礼遇”，竟令他经历过那么多的政治社会风云以后，偶一回忆，仍满心欢喜。这令我十分震惊。1948年的“市党部”，当然是国民党的机构。1949年10月以后，尤其在“文革”当中，此公因为曾加入过国民党并一度在“市党部”跑腿，不知受了多少审查，遭到多少批判甚至批斗，为此“背景”他可以说是已经付出了许多惨烈的人生代价，但那天在一起喝啤酒，酒涌上脸，他所引为得意的“人生片段”，竟依然是那回因有强势“背景”而获得的“礼遇”！当然，他能在我面前放言，是因为他信得过我，知道我绝不会把他的“怀旧”上纲上线、加以揭发。但他也绝对想不到，我心里在怎样地腹诽他。1948年，那时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围住北平，那些邮局职员那样“善待”他，不过是一种敷衍，但人家以庸俗待他，他也就以庸俗为乐。现在那位对1948年的“邮局礼遇”一忆三叹的人士已经作古，不可能再看到我这篇文章。我现在要对大家说，总体而言，他那样一个“中间人物”实在算得是一个善良的、本分的、怕事的、谦卑的人，但他那天所自我曝露出的一种心态，和《红楼梦》里的秋纹一样，都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世间庸俗疾患的“症结”。
秋纹一类的生命确实“器小”，但我们对这些有着庸俗疾患的个体生命应该理解多于批评、怜悯多于嘲讽。秋纹器小究可哀。我们要哀其不幸感染了庸俗病毒而不自知。
什么办法能够疗治庸俗？其实回答可以非常明确，那就是由一部分文学艺术承担起这个心灵熏陶的任务。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具有反庸俗，或者说是疗治庸俗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细读细品这样的文学艺术精品吧，树立起个体生命的尊严感，将自我与他人，与群体，与天地宇宙，和谐地融为一体。
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1
一位来访的年轻朋友看见我在电脑上敲出这个题目，不假思索地说：“啊，你这回是要写晴雯吧？”
我对他说，会提及晴雯，但“原是天真烂漫之人”这句考语，曹雪芹可不是写给情雯的，他就猜：“黛玉？芳官？……”
这位年轻朋友对《红楼梦》文本不熟悉，产生这样的反应是不稀奇的。我就告诉他，这个对人物的直接性评价，出现在第七十四回，是曹雪芹对王夫人秉性的一个概括。年轻朋友吃了一惊：“真的吗？怎么会呢？王夫人她‘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2
从1954年以后，把王夫人定位于迫害女奴的封建女主，已经成为许多论家乃至受其影响的读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以角色阶级地位为其定性的观点，应当尊重。曹雪芹的《红楼梦》文本具有浪漫色彩，不是严格地写实，他还原是天真烂漫之人特别爱使用“烟云模糊”的艺术手法，一开篇就宣称他所讲述的故事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还是不难认定，他写的朝代年纪就是清代康、雍、乾三朝，而主要情节背景是在乾隆朝初期，我认为从第十六回到八十回，大体是写了乾隆朝一春、二春、三春里发生的事情，到八十回后，则“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邦国呢，就是中国，地舆呢，从第三回以后至八十回，基本上都写的是北京。因此，总体而言，《红楼梦》的文本特性，还是写实的。它的人物、事件、物件、乃至细节和某些具体的人物话语，多半是有原型的。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是“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抓住了它本质的一面。请注意，我说到原型时，说“多半是有”，并没有绝对化。我对某些书中角色进行原型研究时，并不是把生活原型去跟艺术形象画等号，我的目的，只在于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