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它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作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插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负责十九路军指挥的蔡廷锴出走香港。过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终于，“福建事变”经过五十天后被平息了。
“福建事变”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蒋介石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这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专搞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限瞬间扩大了许多。
再说“两广事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在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的根据地之后，广东和广西两省与中央政府分裂的事成了他首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两广”的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政府的歧见，特别是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和五中全会上，给足了“两广”代表的面子以其能达到目的。但是，由于“两广”的军政领袖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对蒋介石仍然有着极深的戒备心理甚至是敌意。为此，“两广”政府照旧整军经武，同时还派人与华北地区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此时，日本政府对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有着极大的兴趣，企图通过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再度引起中国内部的战争，以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