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深知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要防止新四军入南京城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了。然而，周镐既不明白南京周围的形势也不清楚利用日伪军的重要性，大肆逮捕汪伪政府里高层汉奸，这势必会给日伪军内部带来恐慌和内乱，造成的后果是不但不可能利用日伪军抵御新四军，甚至会让大批的日伪军投向新四军。这样的局面对戴笠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他要用关押周镐来安抚那些汪伪政府里的高层汉奸和大批日伪军的部队。
周镐受此次打击后，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了怨恨和不满，后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引导和争取，脱离了军统组织参加了共产党，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戴笠在淳安期间组织对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的同时，还指挥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加强了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管活动。
在日本军队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发电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后，立即要手下带着华北地区伪军驻地和兵力分布及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内的概况，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重庆，向军统局的毛人凤作了详细的报告。戴笠得到毛人凤的转报后，电示门致中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中央军队的到来，政府会给予你们宽大的。天津、济南、保定、唐山等大城市必须要加强防守，不要被坏人所利用。”门致中按照戴笠的指示，要所属的部队积极进行部署，固守阵地，力阻八路军的武装，等待中央军的到来。结果，门致中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在胶东平度县附近的一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半部分。由于华北和中原是伪军相对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蒋介石在戴笠的建议下同意派军令部次长雄斌到华北和中原做策反工作。雄斌曾任西北军的参谋长，本来做门致中等人的策反工作应该说条件相当好，但因为他不掌握秘密通信的渠道，始终无法与各伪军将领联系。雄斌只好跑到西安找胡宗南帮忙，但因雄斌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为用人的事与胡宗南有过矛盾，胡宗南对雄斌的请求无动于衷。雄斌无奈之时想起临出发前戴笠告诉说，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会有所帮助。于是，就在日本宣布投降这天，雄斌与文强接上了头。其实，在这之前文强已接到戴笠要协助雄斌的指示，所以文强很快与雄斌见了面。在文强面前雄斌是慷慨万千，他对文强说：“在汉中的十天里我是到处碰壁，见到你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没有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伪军很有可能即刻溃散，或者会倒向八路军一边。现在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了，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的一百多万伪军控制到手，就可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的行动。可问题是委员长的指示难以立刻传达，汉奸头头们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和印信，仅靠报纸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戴局长要我与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快的办法与伪军将领们取得联络？”文强听后说：“我已接到戴局长的的来电，一切听次长的指示办理。”文强说完，当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同时命令孙殿英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连夜送达；二是由文强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连夜送达各受命者手中，以作为孙殿英转送电令的证明；三是利用广播广为宣传。雄斌当场同意文强所说的办法，当夜就将要办的电文发出。文强的办法果然有效，第二天就收到孙殿英的复电，称已将电令着专人星夜分送。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八人，其它的任命大大小小也就不计其数了。因为雄斌在此次招降中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市市长，而这期间是戴笠以及他的手下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蒋介石是不清楚的。
戴笠布置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从广州为中心进行的。
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军统局广州站站长何崇校早就把伪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抓在自己的手里。招桂章是老资格的伪军将领，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就与何崇校详细拟定了，抗战胜利时如何阻止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进城的方案。此方案在报给军统局的同时，何崇校就建议戴笠是否能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的头衔。戴笠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正式任命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任命的第一个伪军将领。何崇校在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觉得“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就擅自在“司令”前加上了一个“总”字，成了“先遣军总司令”。招桂章见后，高兴不已。不过，戴笠这时最关心的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的动向。因为广州临近香港，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壁君的一些亲信纷纷逃到了香港。此时，陈壁君也存有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发了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主要目的是想进行试探。戴笠得知此事后，认为广东不同与全国其他地方，应该设法马上对陈壁君进行逮捕以免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的震荡和猜疑，戴笠要军统局广东站站长郑鹤影在对陈壁君逮捕时采取诱捕的方式秘密进行。郑鹤影得到戴笠的指示后，当即找到陈壁君说：“如今日本人投降了，惟恐有人出于激愤对你下手，是否找个安全的地方暂住？”郑鹤影完全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陈壁君听后觉得在理也就同意了。当将陈壁君密拘后，郑鹤影又伪造了蒋介石的的电令，称重庆有专机到广州接陈壁君到渝面叙。陈壁君不知是计，随郑鹤影去了机场，直到登机后才明白原来这专机是戴笠派来的，是押送她去南京听审的。
是的，戴笠在淳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军统局的各级组织所进行的接收活动，对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戴笠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一方面让伪军和汉奸人员确保了各大城市的安全，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迅速搜集了各日伪军驻地、番号和实际兵力情况，为国民党中央大军的抵达作好了接应准备，也为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调整赢得了时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蒋介石指定为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后，由于在这方面毫无准备，手头连一份侵华日军的具体资料都没有，而在这之前军统局已有详细准备。为此，何应钦不得不求助于军统局。戴笠因有此功，后来当他向何应钦提出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各战区设立军统局办事处时，很快得到了何的同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速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也就在戴笠准备离开淳安前，毛人凤给他发来了机密电报，告诉说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这事可使戴笠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在到淳安前就对战后沦陷区内各大中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已预作安排，特别是对上海、南京和北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是非争不可的。为此，戴笠在各方面都作了布置和准备，就只等蒋介石签发手令了。因为警察系统一直都是由军统局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介石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控，况且军统局在抗战中的反间除谍和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等方面是立有大功的，戴笠认为军统局拟定的警察局长的名单蒋介石一定会照单同意的。但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还没有最后定论，陈果夫的目光却紧盯了上来，这戴笠的心能安稳得了吗？也就在此时，戴笠再次接到毛人凤的密电。密电中说，蒋介石已手令钱大均任上海市市长，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局长。钱大均是那种在戴笠面前摆得起资格的前辈军人，与戴笠不但无缘而且无好感，加上宣铁吾又是戴笠的死对头，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局以后在上海的活动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样的局面继续发展扩大，戴笠临离开淳安时认真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的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奸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2）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看得出，此份计划戴笠是动了不少的脑筋的。
可就在戴笠从淳安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这时的戴笠心里的压力剧增，顾不上多日在外的辛苦和劳累当晚把自己的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岂知，当戴笠在等待蒋介石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一次手令陈果夫推荐的陈焯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到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所属的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戴笠不免有些心凉，特别是首都（南京）警察厅长的位置，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在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时，任建鹏曾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戴笠安排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而且多次答应抗战结束后能让他当上首都警察厅长。结果没有想到这首都的警察厅长没有当上，而带在身边许多年的印信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