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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伯诚与周佛海原来是镖友，抗战时蒋伯诚在上海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周佛海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蒋才获释。有了这层关系，周佛海觉得也许会从蒋伯诚的嘴里得到些真实的内容。可没有料到，金雄白到蒋伯诚住处后刚说起周佛海去重庆的事，蒋伯诚当即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浓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略顿了会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浓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浓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可佛海过去毕竟是我镖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浓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局的人，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
金雄白回来后，就把蒋伯诚的话坦直地转告给了周佛海。周佛海听完后，知道自己的路已绝，神态几至失常。但此时周佛海的内心仍心存一丝侥幸，他沉默了许久后对金雄白说：“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此话，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宽慰。戴笠的用心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当唐生明得知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人家，今天用不着人家了，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听后只是苦笑了一下，是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向唐生明解释清楚。不过，戴笠对周佛海还是考虑得周全的，他在周佛海起身前给毛人凤打了电话，要毛人凤派人将白公馆内原美军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所有的家具尽可能布置得好一些。同时，戴笠在安排好警卫力量时，还要军统局总务处抽调一位最有能力的科长专门负责接待周佛海的工作。
几天后，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降落。
当时在重庆有三大机场，除最大机场白市驿机场仍然被美军占用外，珊瑚贝机场是戴笠专机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此次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重庆，再加上正处于国共和谈还在进行中，为了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到重庆的消息，戴笠特指定军用专机飞往离重庆市区较远的九龙坡机场。军用专机降落前，毛人凤已派出军统局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并封锁交通和清理闲杂人员。当飞机在空旷的机场上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了飞机。当他见机场上所有的布置全都到位后，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走下飞机，然后钻进毛人凤早就备好的轿车向白公馆急驶而去。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幽静秀丽，白公馆依山所修的山洞、瀑布、石崖和石径，与山势浑然一体。一九四三年以前，这儿是军统局的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才改成了专门招待美军的处所。
按照毛人凤事先的安排，周佛海到达白公馆后住进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俱全，只是周佛海听说叶挺将军住过后，脸上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这天的中午，毛人凤在白公馆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接风洗尘。虽然，戴笠和毛人凤席间不时向周佛海等人敬酒，但对前途凶险深深担忧的周佛海除了强作欢笑外，已完全没有了好心情。酒席到一半时，军统局的一个秘书走进来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马上叫你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说：“很抱歉！不能奉陪了。”周佛海听说是蒋介石找戴笠，立即站起来送戴笠，并用非常恳切的语气说：“见到委员长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见周佛海满脸的忧虑，连忙说：“那当然！你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员长是不会不重视，也是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你们了，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放心好了。”戴笠说完走了，周佛海望着他的背影好久没有坐下来。此刻，周佛海怎么也不会想到，戴笠此时离去并不是去见蒋介石，而是为了摆脱周佛海，他事先安排好让那个秘书进来说的。
过后，戴笠再也没有直接与周佛海见面过。
戴笠安顿好周佛海后，把肃奸的注意力放在了平津地区。
此时，平津的局势不同于京沪地区，表面上看似已稳定，实际上却像个火山口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一方面是华北地区的汉奸和伪军不甘心束手就擒，仍然蠢蠢欲动企图制造事件；另一方面则国民党军不顾已签的“双十协定”，不断地进犯华北的解放区，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歼灭不少，有的还带部队投向了解放区。这些，都使戴笠对平津的肃奸行动乐观不起来，而且只能谨慎行事。戴笠到北平后，就拜访了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人，以求得支持和协助。然后，戴笠通过关系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搞好肃奸工作，以“将功折罪”。此时的汪时璟，能抱住戴笠的大腿是求之不得，那敢不尽心尽力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戴笠在北平沿用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内举行盛大的宴会，向北平五十多位大汉奸发出了请柬，其中就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和伪华北政委会顾问曹汝霖等人。当晚被邀请的人到齐后，戴笠当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你们送进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说完，拿出已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宣读了起来。这名单还没有读完，近旁的王克敏因为精神紧张的缘故，当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宣读完名单后，走近王克敏说：“你有病，可以不进监狱，在家听候传唤。”此时的王克敏不明白戴笠说这话的意思，神情上显得更慌张了，犹豫了好一会后说：“这祸事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还是一起进去吧。”王克敏出生于官僚家庭，一生好嫖还吸毒，早把身体给搞垮了。在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的任上，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去职。由于王克敏甘当汉奸，戴笠曾在一九三八年就指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进行制裁。后陈恭澍在北平煤渣胡同里对王克敏进行伏击时，由于目标不明确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而王克敏自己带伤逃离。此事过后，戴笠才从宋子文那里知道，原来王克敏投降日本人前，曾致电宋子文并转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所以，这次戴笠来平津之前蒋介石就吩咐，对王克敏要有所关照。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以身体为由让王克敏在家听候传唤。可没有想到王克敏还是愿进监狱，戴笠也只好随他去了。不过，王克敏被关押后不久，即服毒自杀于狱中。
当天晚上，戴笠也找了曹汝霖。他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可不去监狱，但不能回家，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也许是没有想到，他向戴笠鞠了个躬后表示谢意。曹汝霖在日本人筹建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因为有过在“五？四”期间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卖国的罪孽，为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后来是王克敏的拉拢，只好在伪政府里挂了个“最高顾问”的虚衔。后来王克敏当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后，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头衔。但这两个头衔曹汝霖都没有到职做事过，蒋介石对此对曹汝霖有过赞许之言。日本人投降后，曹汝霖即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祝贺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电后，也马上给曹汝霖回了电，表示对个人的慰问。所以，当戴笠把平津地区要逮捕汉奸的名单交给蒋介石最后审定时，蒋介石把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里划去了。但戴笠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核准的名单办事，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曹汝霖的儿子曹朴得知父亲被捕后，托人找到了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介石，当面陈述了曹汝霖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式官员，不能负正面的责任而要求蒋介石能放人。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很是诧异，对来人说他在核定名单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蒋介石非常恼火，当即把戴笠找来查问原因。戴笠没有想到，在曹汝霖的事情上蒋介石会这样的认真，只好以还没有关进监狱为由进行搪塞。蒋介石根本就不听戴笠的解释，要他立刻放人，并要戴笠亲自送曹汝霖回家。第二天，蒋介石又要戴笠赶往曹汝霖的家，要戴笠代表他向曹汝霖表示歉意和慰问，搞得戴笠有些难堪。其实，戴笠在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没有大错，蒋介石尽管没有把曹汝霖放到该逮捕的汉奸的名单里，但并没有说曹汝霖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就能过关。再说，戴笠只是把曹汝霖请到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可见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做文章，表面上看是对曹汝霖的敬重，实际上是发泄内心里对戴笠的不满。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就在戴笠软禁了曹汝霖以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也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于是，他致电给蒋介石，要求将曹汝霖释放。许惠东发电时，蒋介石刚好到北平来视察，并在北平时已将曹汝霖释放归家。待蒋介石回到重庆，见到许惠东的电报后，提笔在电报上写了“昏馈”两字。接着，许惠东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