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人劝谢老退出共产党，谢老严词拒绝，并在一幅悼唁挽联中表达了他的坚毅信念：“性命等于小埃尘，剩下皮囊归昊土。”
他决然化装奔赴汉口，和徐特立一道主编《大江报》。
１９２８年３月，谢觉哉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 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 他和当时的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患难相逢，共同研究《红旗》的出版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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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９７８—
１９３１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调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日报》的主编。 在这里，他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４月，谢老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 不久又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 他协助毛泽东制订了一些重要的法令、条例。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谢老与董老、徐老一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讲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奋勇前进。 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这期间，他为革命政权下的人民司法制度创建了雏形，成为我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７年７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在此危难之时，中央决定派谢老到艰险的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营救出大批西路军流散人员，其中不少人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为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廉洁奉公 实事求是
谢觉哉的一生，时时处处与民谋利，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１９３９年２月，谢老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为了解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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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以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带头发扬“延安精神”。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这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最早出现。 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他是谢老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老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他在任职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老以他素有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为不少蒙冤的同志据理直言，顶风力争。 他以当时“兰州八办”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为所谓的“红旗党”冒险申辩，终使真相大白，许多人得到平反。谢老精于政务，勤于政务。 他在土窑洞、油灯下日理政务，夜写文章、日记，终于积劳成疾。 毛泽东给谢老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 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但他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正如延安的老同志为谢老祝寿时的赠诗所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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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１８—
三、“上为中央分忧，下为民众解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内务部部长。 作为首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到任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 国民党政府统治国家几十年，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贫穷和饥饿。 加上水灾连年，波及全国１６个省区。 要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要稳定社会民心，救灾和社会救济就成为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谢老专为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１９５０年４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老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号召各级干部必须认识到救灾和社会救济的重大意义，并要作长期的斗争。 他几下山东、河南等重灾省区，访贫问苦，在山东黄河入海处的灾民家，与灾民同吃棉花籽饭。 他还到河南大堤决口处去看修复工程。 他每到一处，都强调要将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灾民手中，不许饿死人。谢老还经常深入到敬老院、福利院、盲聋哑残疾人学校和工厂，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生产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 他还保持直接和残疾人通信的方式，以便随时和他们交心。 对于烈军属、革命残疾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生活和工作安置，谢老也特别重视，经常亲自给他们复信，并接见他们的来访。谢老还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曾制定出领导干部亲自接待来访和亲自答复来信的工作制度。 他身体力行，按时到接待室和来访人员亲切谈话，提出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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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他反对层层批转，而要求派专人带上来信和来访人员，直接到基层，当场解决问题。 他强调指出：对于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
，“这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法，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长远方针。”
四、“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谢觉哉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费尽了心血。早在１９３７年，陕甘宁边区由工农民主制度改为抗日各阶级民主制度后，边区成立了参议会，谢老任副参议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这时的《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到１９４１年第二届参议会上，谢老将这一条改写为：“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
这一表述的变化表明，参议会已不仅是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并指明它是人民管理自己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后来，他在二届二次参议会《发言提纲》中，提出将“参议会”正式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对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政府的认识。他指出：“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不只说人民选举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说人民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生活。”
毛泽东看到这个《发言提纲》后，在写给谢老的信中说：“此件很好”
，“关于参议会改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有好影响的。”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明确提出“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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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政府“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
，“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后来，中央决定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因形势发展很快，未能召开）
，谢觉哉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发给各解放区参议会、政府的通电，正式使用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称，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制度开始付诸实施。因此，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件事是谢老“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解收后，谢老在担任内务部部长的１０年里，十分重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他认为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 他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政权。 而爱护的方法就是“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来行使它。行使它的具体关键，就是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会议，谢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做法：一定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开会前，一定要有充分准备；开会时，要使代表能畅所欲言。人民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审查，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加以系统整理，变成集中的意见，作出简明的决议。 谢老在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指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使之形成巩固的制度，以领导与保障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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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的好法官
谢觉哉既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谢老在青年时代即常常见义勇为，帮助穷人打官司。 参加革命后，他研读了大量法律书籍和中外古今案例，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到立法和司法的实际中，他从而成为我国的第一代革命司法领导人。 他在最早的中央苏区时期，即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选举法》和《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我国初期的立法工作作出了贡献。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又为我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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