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六如同志写的《六十年的变迁》，描绘的是从１８９５年戊戌变法前后至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前后这６０年来我国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异常尖锐剧烈的斗争历史。 六如同志着意用文字再现这一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最伟大的时代。 他的写作动机和愿望是值得敬佩的。 撰写历史小说，必须忠实于历史。 六如同志写作态度十分严肃，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图书报刊；１９６１年，他不顾年高，亲自到湖南、江西、福建一些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调查访问，收集写作素材；同时还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情景。 他写第二卷《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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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时，说到季交恕和方维夏同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毛泽东同志给湘军讲武堂讲农民运动。 当他们找到毛泽东同志时，只见毛泽东同志正在对学员们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 因为我曾在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如同志亲自登门找我核对这一史实，我为这一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讲授这篇光辉文献的基本观点时，常常运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我详细地向他介绍，毛泽东同志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 毛泽东同志一面讲，一面就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和剥削者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劳苦大众团结一致，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六如同志听到我的回忆，高兴地笑了，连说：“珍贵，珍贵，真是好史料！”
数易寒暑，大概在５０年代中期，我收到了李六如同志寄来的《六十年的变迁》打印稿，征求意见。 翻开第一页，熟悉的家乡环境，人物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禁不住一气把它读完，作为真人真事的历史小说，这本书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明快流畅，堪称为历史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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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巨著，我为六如同志在晚年取得的成就而庆贺。后来我才了解到，李六如同志写作《六十年的变迁》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日日夜夜，伏案走笔疾书。为了斟酌词句，他有时绕室而走，搔头弄首，反复推敲。休息时，文思也未停止，偶有所得，即使是深夜，也马上披衣下床，展纸提笔。 六如同志深知自己已近垂暮，来日无多，他决心要为自己有限的余生争分抢秒，“不完成《六十年的变迁》，我死不瞑目！”
这是他的豪言，也是自勉语。第一、二卷文稿完成后，他自己出钱打印，分送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审阅，并请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及一些作家指导。 文稿中有关描述毛泽东同志的段落，都用红笔作了标记，请毛泽东同志审改。 经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有关同志批示，由林默涵同志审阅。 林默涵同志看后写了个报告给中央，肯定这本书是本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并提了一些积极的意见。 六如同志极为珍视，经过几次修改，方提交出版部门。《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卷，卷帙浩繁，共约５０万字，于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２年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一问世即告售罄，再版７次，总印数达３１万余册。广州、武汉、哈尔滨等地方出版社均曾重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文学》、《北京日报》、《文汇报》、《羊城晚报》、《武汉报》、《长沙晚报》等报刊，纷纷选刊连载。 这本书不仅载誉国内，而且蜚声国外，我外文出版社于１９６１年将第一卷译成英文，发行世界各国。 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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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入矢义高曾将第一卷译成日文版。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亦在１９５９年出版俄译本。中国评剧院薛恩厚同志执笔将第一卷改编为评剧，于１９５７年搬上舞台。剧名《如此家庭》，由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张德福同志分别扮演剧中主角童少英、季交恕。 演出时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正当李六如同志呕心沥血全力创作《六十年的变迁》第三卷的时候，十年浩劫带来的一场血雨腥风遽然降临到他头上。 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六如同志横加迫害，诬陷他是“叛徒”
、“反党分子”。
《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亦同被祸，被贬为“反党小说”。从此，六如同志遭到非法软禁，他企望用来讴歌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笔，也被迫放下了。
三、秉性耿直 情深义重
李六如同志１８７年出身于湖南省平江县，早在青年时期，他目睹列强欺凌，满清腐败，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之状况，痛心疾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他１９岁献身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参加了辛亥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窃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六如同志怀着彷徨和绝望的心情，毅然东渡日本，苦读６载，于１９１９年学成归国。他变卖家产，在家乡兴办工厂，倡办夜校，普及平民教育，试验“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的道路。 可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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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洋纱洋布倾销市面，工厂倒闭，他自己也倾家荡产，两袖清风。 残酷的现实教育他，不容再幻想了。 何去何从？他一时找不到出路。李六如同志在探索真理的实践中屡次遭到失败，原因何在？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努力学习西方。 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人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民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就在这时，俄国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份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李六如同志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那一类先进知识分子，他在旧中国探索了３０多年。“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这些维新妙药，都试过了，都失败了，都救不了中国。 在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中，他接受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的思想影响，开始转变，“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认识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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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革命运动，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１９２１年党成立，经毛泽东、何叔衡同志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党。 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先后担任中共湘区文委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广州第二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北伐第二军第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务。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李六如同志受湖南省委的委派，回到平江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参加秋收暴动。１９２８年受党组织派遣前往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直到１９３０年回到中央苏区。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对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六如同志具有中国典型知识分子的美德，谦逊文雅，耿直刚正，嫉恶如仇，坚持原则，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３０年代初，他在闽西工作时，坚持执行党的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并组织商人去蒋区办货，以供军需民用。 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红白对立，禁止往来。 因六如同志不盲目服从，便加以打击，给戴上“社会民主党”
的帽子。 延安整风后，六如同志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作为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的秘书长，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地向党组织写过一个书面意见，他对整风中某些人对知识分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过左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因此得罪了康生，从此种下了祸根。 六如同志在延安任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秘书长期间，江青骄横跋扈，虐待服务员，工作同志们积忿在胸，愤懑不平，纷纷将意见反映给六如同志。 六如同志反复思忖，权衡利害之后，出于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决定把同志们对江青的意见向毛泽东同志作一次汇报，请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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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同志从严教育江青。 正汇报中，江青进来了，听见六如同志对她的批评，当即大哭大闹，蛮横地说六如同志没有资格批评她。毛泽东同志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