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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了两年，那水实在是挑不动了，幸好有个熟人介绍他去长江边一个叫荻港的地方划接江船。那里长江水道虽有客轮通航，但沿途尚有少许停靠站未建码头，轮船无趸船可靠，上下旅客全凭渡船接送。这种船每天专接上下两班轮船，称之接江船。远远地望见客轮身影，等候旅客争相上了接江小船，“挑水老王”同另一艄公划桨逆行，几乎和轮船同时到达停靠水域。接过水手抛来的缆绳，小船迅速靠上大船，旅客先下后上，小船又满载客货划向岸边。风平浪静还好，若遇风浪，艄公吃力，旅客更担惊受怕。为了安全，遇到大风浪，轮船在很远处就鸣笛发出不靠信号，久候的旅客无可奈何。搭帮手的那个艄公便宽慰大家说：“明天再来吧……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老王便望着江面出神，明天……自己会有明天吗？
到了1980年元月，头顶上终于吹来了早春的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不久，全县532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挑水老王”王大仁是最后摘帽解除枷锁的一位，申诉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到了一笔补偿工资。“挑水老王”想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可是亲友寥落，往事不堪回首，只得重又回到邮局前代写家书，无奈今不似昔，找他写家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好镇上建了自来水站，是一间低矮的房，一窗一门，两根自来水管从墙内引出，管口呈90度垂直向下，“挑水老王”就在房内窗口扭转着水阀卖水。自来水站前排成购水长龙，小点的桶卖一分钱一担，大点的桶两分钱一担。再后来，有人给他撮合了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刚死了丈夫的瘸腿女人。两人合铺盖的那晚，“挑水老王”把自己给灌醉了。喝醉了的“挑水老王”，把一串苍凉的嗓音送入窗外的沉沉夜色里：“我王大仁……一个学水利的……啊，也算和水打了一辈子、一辈子交道……”
何先生早年念过上海一家大学的法律系，可恨的东洋鬼子打来让何先生断了学业。何先生当过两年参议员，后来跟什么有势头的人闹翻，不干了，就在家乡小镇上设帐教起了私塾。何先生大名叫何叙兰，高大板挺的身材，方正的脸，浓眉，上唇蓄着一排深黑的短须，相貌威武，很有几分气势。
那时，镇上有四五家茶馆，每天从早到晚，自耆宿名流到工匠农夫，三教九流的人，将茶馆坐得满满的。茶馆里可以品茗吃早点，可以议事、叙谊、谈生意，或者什么也不做，泡茶馆只是每天的习惯。堂倌肩搭毛巾手提长嘴铜壶，迂回应酬，循环往复轮番给茶客续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快腿快手快，方能照应周全。只要有人招呼，堂倌应声而至，立身一定距离外，右手揭开茶壶盖，左手拎高铜壶，长长的壶嘴冲下一点、二点、三点，热腾腾沸水注满茶壶，桌上滴水不落，行话叫“凤凰三点头”，堪称一绝。那些气定神闲的老茶客，茶斟上来，端杯闻一闻，轻轻呷上一口，却并不急于咽下，而是闭上双眼，含在口中，尽心去融入彼此……有时一干人围桌而坐，谈兴正浓，忽然走过来两人，一个老者操琴，悠扬悦耳的胡琴声响起，便有十七八岁的背后拖着长辫的姑娘唱了起来，唱些京戏选段或地方小调，最凄惨哀婉的便是《孟姜女》，还有《十八相送》。你可以很有兴致地欣赏，要是觉得误了谈正事，只需摆摆手，摸出若干小钱递过，那两人便叩谢而去。
奇怪的是，还有一种所谓吃“讲茶”的，就是把一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里评理。堂倌将几张方桌拼起来，双方摆开阵势围桌而坐，各个陈述理由，边喝茶边辩论，让众人评论。邻座的茶客也可以旁听插话，最后由一位较有声望的人仲裁。胜败定论，当场调解和谈，方告散席，全部茶资由败方承担。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写状子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这能行使裁决权的人物，当然非何先生莫属了。
每当有人请何先生吃讲茶时，镇上老老少少大致都知道事由了，因为这之前通常已闹出来不小的风波。那天，茶馆俨然成了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辩论差不多。面色凝重的何先生就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掌控着场面，那些孵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何先生头顶上方有一副对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若是场面沉闷，形成不了讨论的气氛，何先生就戟手朝谁一指，让谁说话谁就说话，遇有证人胆小嘴头打结，何先生就会低下头饮几口茶水，再抬起头来时，尽量和颜悦色鼓励人家把话讲周全讲透彻。有时抓住了一个问题，还要尽可能将话题引向深入。何先生学过法律，善于引导和启发，家中的书箱里又有全套的《六法全书》和讼词辩词集粹《刀笔精华》，但何先生却从不替人写诉状，也绝不做代理人上县衙答辩，他说他只愿在民间秉公裁断而不跟官家往来。
但何先生有一回却彻底栽了。那已是解放以后了，镇上看守水闸的周老二家姑娘讲了一门亲，后来男方病亡，但未过门的婆家一定要让死者的弟弟接着跟女方成亲，周老二当然不同意，闹开了，被人家打伤了腰。这事本来不难处理。没想到那天吃“讲茶”时，男方的一帮人一听裁决对己不利，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打得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腿……原来他们是仗着有个本族子侄在县里公安局做副局长，才敢如此放肆。自那以后，何先生就谢绝了所有的吃“讲茶”，不再给人评理了。一九五六年夏天，何先生的私塾被改造，他本人被吸纳入公办学校体制内，成了一名拿固定工资的人民教师。
仅两年，他又辞掉了工作，说是受不了公办学校的拘束。自那以后，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碰着｛'文'｝茶客谈｛'人'｝交情，见到｛'书'｝文人谈｛'屋'｝诗文，遇上农民说年景，很是放浪不羁。再后来，喜爱上杯中物，常常口里念着“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言行举止与先前殊异，竟为自己赢下了一个“何疯子”的绰号。
晚年的何先生以编蓑衣为业。他在每年的立秋前后去河湾里割来一大堆蓑衣草，晒干了用木棒捶软备用。有一个关于蓑衣的谜语，叫“千疙瘩，万疙瘩，猜不到，憋死他”，一件蓑衣，就是由无数根蓑衣草打成一个个菱形疙瘩连接而成，每一个疙瘩都大小相等。蓑衣外表毛茸茸的像个怪物，但内里平滑柔软透气。何先生编的蓑衣就挂在茶馆门口，乡下人买回去，雨天遮雨不湿身，晴天遮阳晒不透，同时，还是田间、地头、树荫下休息最好的铺垫。
何先生养了一只乌龟，让它在铜盆里自己磨皮擦痒消磨着岁月。有时，他身披蓑衣，把乌龟用帽子托了，捧在手里招摇过市。可笑的是，帽子上还飘一张字条，上面有毛笔写的墨字：
千年老鳖万年龟，
一入江湖浑不悔；
甲骨犹存酩酊字，
缩头始信是无非。
石裁缝的老子是早先的石针匠。老一辈人都说，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手艺能超过石针匠。石针匠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缝制的掐腰旗袍，年轻女人穿在身上，更加妩媚、窈窕。石针匠能和大布商王个移的三姨太暗度陈仓相好一场，就是因为他旗袍做得好，俘获了女人心。但民国三十三年，日本鬼子把石针匠打死在上街头的河滩上。石裁缝那时还小，学艺未成，这就造成了他终身技术缺憾。常有人摇头说，唉，这石裁缝，比起他老子，差多了……
差到什么程度？街坊都知道，石裁缝做裤子还将就着穿，做褂子，不是两边不对称就是前后难协调，总之穿上身，用我们那里专为石裁缝准备的评语，叫“像吊鳖的样子”。那时候裤裆口没有拉链，全是扣子，密密的一排。石裁缝挖的扣眼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有时候内急，真的很慌张，生怕扣子被扣眼卡死了解不开，尿了裤裆。尽管石裁缝收费低廉，但我们小时每每让大人领着到石裁缝那里量体裁衣，心里总是气鼓鼓的，老大不高兴。系着蓝布围裙、脖子上挂根皮尺的石裁缝却丝毫不受影响，哈着腰满脸堆笑地一律称我们为“小同志”。 他不紧不慢地帮我们量尺寸，手指凉凉地滑过我们的脖颈，很异样的感觉。量过之后，拿了粉饼在布料上做记号，嚓嚓，嚓嚓，布料上现出一道道粉色的线，空气中，弥漫着棉布的味道。我们搞不明白，鬼子打死了他老子，可他一点不恨，偏偏留着电影上常见的从中间两分的那种汉奸头，还镶着亮晃晃的大金牙，就差没在身上斜背一只王八盒子枪了。
入了冬，也有人把石裁缝请到家里做衣裳，他随身带一个厚厚毛毡布针线包，上面别着各式各样的针，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竹尺。还有一个生铁的熨斗，熨衣服时就在里面装入点燃的木炭，含一口水喷在衣服上，把衣服喷潮湿再烫。他一般会教当家的女人或姑娘们做下手工，如缝纽攀条、开纽扣洞等，还教她们穿挽布纽珠，制作盘香纽、琵琶纽等。一边忙手里活，一边与打下手的人说说笑笑，似乎很得女人心。也有男人们看不惯他的这副奶油腔，怀疑他心术不正。
“文革”初起时，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皆以穿军装为荣耀，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草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