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母都是人，都可能犯错，只是子女有所不便，不敢明白说出来”。不能自以为对子女的所言所行，无一不是，子女不得有所违背与抗拒。却应该时时自省，所言所行是否有背于理？儒家伦理特别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然而重视家庭并非就是忽视个人，孔子伦理重视家庭的目的，其实即在实现个人，亦即实现个人的人性或仁心、仁性。因为每一个人的仁心仁性，其最直接的发源地为家庭，人既由家庭获致人性，亦悉由父母所生，所以在家庭中善尽孝弟的责任，便可以培养与发展人性。可见重点仍在个人，并不在家庭。儒家的家庭意识，绝非自限于私的生物本能，为满足个人的声色货利动机而成立，也不受人类自私的权力意志所控制，乃依人的仁心与公心而建立。家里人与人的关系，不论父子、夫妇、兄弟，都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有礼有义，秩序井然，才能叫做“齐”。
把“齐家”的道理应用到企业、国家，凡一组织，其上下（父子）、前后（兄弟）、左右（夫妇）诸关系，均能相互亲爱，则此一组织必富有团结力。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过这“五伦”而已。假若大家都能够切实按照正道去实行，则社会自然太平，天下也会统一成为一家。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中国管理哲学的可贵亦在于此。
（三）决策的过程是：止、定、静、安、虑、得。
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能后能得。”知止，就是知其所当采取的合理立场。陈大齐教授深研安的道理，指出人生的根本要求，即在人生的安宁。管理者任何决策，都应该以“实现安宁”为基本立场。但是安宁的情况，自其范围的广狭而言，有“寡安”与“众安”的分别；自其程度的高低而言，有“小安”与“大安”的差异；从其维持时间的短长来看，有“暂安”与“久安”的不同；再由其效果的虚实来比较，也有“虚安”与“实安”的差别。寡安不可害及众安，小安、暂安不可害及大安、久安，否则只是不安，不得滥称为安。
然而在久安、大安、众安、实安尚未达成以前，只要不是饮鸩止渴，暂安、小安、寡安、虚安亦有相当的价值，不可加以忽视。管理者决策之前，固然无法预知可以获得何种安宁。惟一的办法，就是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因为所系正大，乃是诸德成美的第一关。管理者所系正大，才成美德；所系不正大，则一切决策，悉成恶德。管理者要求成功，其愿望是一致的。但是在选用方法、决定手段的时候，务必留意“所系正大”这一原则，以此为起点，即为真正的道德管理。
管理者决心所系正大，便能有定，亦即意志有定向。所谓决策，就是为了达成安人的目的，从两个以上的替方案中，选择一定的方案。为达成最终的安人目的，管理者还可以把它分割成若干中间目的，例如企业管理站在所系正大的立场，以“股东的安”、“员工的安”、“顾客的安”与“社会大众的安”为定向，即可再进一步，将这些中间目的分为若干直接目的，从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取向，来探讨其利润、绩效、安全与责任。
依据管理者的定向，潜心研究有关的信息，此时心不妄动，自然能静。重视信息的时代，必定产生信息泛滥的流弊。管理者如果缺乏定向，面对杂多信息，势必不知所措而心慌意乱，无法潜心研究。
既能心不妄动而潜心研究，则管理者无论坐、卧、行、立，都能念兹在兹，筹思信息的必要性与正确性，所以能安。管理者自身能安，生活正常，才不致因紧张不安而误导误判。管理者能够所处而安，则必思考精详，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所以说能虑。既思考精详，必可获致至佳至当、适时适切、能够安人的良策，便是能得。
管理者得到合理的决策，则一切事物的本末终始，无不了然，自可依其先后缓急，以厘定计划，再顺序执行，并适时加以考核，调整误差，获得安人的管理效果。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传之第四章举孔子谈论听讼为例，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只花三个月的时间，便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他的经验，要使那些没有真情实事的人，不敢陈说虚诞的言辞来控告别人，就不会再发生争讼。但这有赖于在上位的人，平时具有明德，足以畏服人民的心志。孔子认为惟有如此，才是息讼的根本。老百姓无讼，方得其安。而达成“必也，使无讼乎”的决策，则显然是“止、定、静、安、虑、得”的结果。
近代决策论者，指称管理的主要过程即是决策，赛蒙（H。A。Simon）甚至肯定管理就是决策。由于电子计算器与作业研究（Operationsresearch；OR）的进步，大大地增强了数据处理的技术。然而，无论决策如何走上定型化、自动化，管理者仍旧需要良好的决策能力，必须切实把握决策的正确过程，如图5（四）管理者修己，须合仁与知，而各得其宜。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个人内在的德智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构成一贯不断开展的过程。管理者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大学三纲领中“明明德”的功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便是第二纲领“亲民”的发扬。而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表示每一阶段调整得恰到好处的状态，即系第三纲领“止于至善”的境界。
家庭、企业、国家或天下，都是多数生命共同存在。个体或集体、人员或环境，无时不在动变。管理者与追随者身处其中，虽可执中以应变，而动时必要摩擦，难免有所冲突。必须各别自动调整，以达共生、共存、共进化之效。所以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管理者与追随者，都应该修己。
我国伦理，以孝为中心。人的一举一动，凡是不合伦理的，都成了不孝；合于伦理，则为孝。
孝包括了一切的善德，如何尽孝？古来的圣贤指示得很多，而且有一部孝经，大家奉为最高的准绳。伦理的“伦”，原是人伦的略称，亦即人事方面的相对关系。按理父子各为相对关系的一方，各有其应尽的责任与其应付的分际。双方各尽所能、各守所守，也就是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有天伦之乐。孔子宣导“父父、子子”，原系双方并责，不偏责一方。但是天下父母心，除了极少数之外，总归是爱子女的。所以在齐家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求家长尽责，注重家庭教育，另一方面则更加要求子女尽孝。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又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在家庭中的修已，我们比较偏重在子女这一方面，是有道理的。
企业或国家机构中的成员，绝大部份都是受过孝道的陶冶。如果能够推已及人，拿事亲的道理来事奉长上，很容易做到。不过企业或组织的长上，究竟不是自己的父母，未必能慈。我们惟恐部部属愚忠，所以孟子特别提示“事君的义不要顺”，他并且告诉邹穆公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种“必待上先施仁，而后回仁”的“居上先施律”，正是我们特别重视管理者修己的依据。
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然而，修身究竟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而又从那里入手呢？中庸说：“修身以道。”管理者要以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则修己，必须实践大学之道，致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的“格”字，是“彻底研究清楚”的意思，“物”含有事与物，“格物”就是彻底研究事物之理，亦即朱子所说“即物而穷其理”。管理者从自然科学开始，由格物而获得系统的学问。然后各种人文、社会、伦理道德，一旦豁然贯通，知识无所不极尽，即为“致知”。但是，现代知识爆炸，管理者自知所识有限，惟恐“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始终未敢自以为是，因而意念真实无妄，希望能够由自己的“一端”，推广、广充到全体，以收“致曲”（推转偏于一面的片面道理）之效，这就是“诚意”。意念真实无妄，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则主宰一身的心自然就端正了，身也就修好了。
真正可以“所系正大”，来从事合理的决策，善尽管理者的责任。
仁道管理，本乎管理者爱的天性，由于爱而自爱爱人，达到成己、成物之德。爱既为天性，则发之自内。如果格物、致知，由于修习而得之于外。此时内发的爱，经外得的知识指导而成其仁，所以说：“合内外之道也。”管理者自发的爱，获得知识的指导，无论其对人对事，皆能适时适切，恰到好处，所以说：“时措之宜也。”合仁与知，则管理者“明明德”而得其宜，这种良好的修己，正是管理的起点，如图6。
明儒来知德在所着“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道，修身尽之矣。修身之要，格物尽之矣。”中山先生告诉我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它放在知识范围来讲，才是适当”，便是将知识和道德打成一片，溶人生哲学与管理哲学为一炉，以为德治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根基。
五）修己、安人，都要日新又新。
商汤盥盘上的铭词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管理制度，决不可能凭空忽然地创立，或无端忽然地消失。它必定有其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以前，就有其前身，然后渐渐地在创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