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就变数多多，而且其间难见临机处置的果断、灵活和创造性。
西征途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可称之为“拐点”的一仗，是7月12日攻打苇河县楼山镇。
楼山镇是中东路南侧的一个木材集散地，驻守一个伪军守备中队，一个白俄铁路守备中队。之前，西征部队穿越150多公里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敌人已经摸不着这支队伍的去向了。有人认为前面就是拉林河，过河就是五常县境，咱们应该乘敌人还未觉察的机会迅速西进，与10军会师。有人认为咱们一路都是打着吃，现在人没吃的，枪也没有多少吃的了，打下楼山镇什么都有了。10军是个小军，咱们一下子去这么多人马，吃穿弹药都是个问题。
两难中，还是选择了打。敌人毫无防备，很快就打下来了。
700多人突然出现在楼山镇，敌人以为是3军主力打回来了，哈东六县之敌几乎倾巢出动，西征部队陷入重围。
突围没说的，问题是突围后怎么办。柴世荣认为敌人肯定会在拉林河部署重兵，西进已经无望，应趁包围圈尚未形成之际，迅速东归。宋一夫、李延平认为五常已近在咫尺，应继续西进，与10军会师。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出现了抗联史上罕见的一幕：宋一夫、李延平率4军主力和5军2师继续西进，关书范率5军1师南去中东路，准备与2军5师会合后再行西进，柴世荣率5军教导团和救世军东返刁翎。
攻守进退，一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统一号令和行动，结果却是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道。乱套的原因多多，其中之一，是缺个一言九鼎的能服众的权威人物。
楼山镇一仗后，在敌重压下的这种变故，显然不只是军事见解的不同所致，难说这种变故怎样打击、动摇了宋一夫的信心、信念、信仰，也难说齐心协力西进，就一定会成功。应该肯定的是，这种打击对西进是相当致命的。待到这个对意见分歧有最后决定权，却压不住阵脚的人临阵脱逃，就是最后的一击了，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打击。
柴世荣率领的东返部队，途中被敌打散，回到下江时仅剩几十人。关书范只带回20余人。继续西进的4军，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丧失殆尽。
2路军西征失败，无疑使吉东局势雪上加霜。
1939年3月31日，在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上，周保中说：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才牺牲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在全世界翻腾中，目前就是中国人上历史考场的时候。我们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压迫屈服，而把“中国人”三字在榜上考掉了，“名落孙山”榜上榜下没有中国人三字，而成为亡国奴的铁印。现在不但是历史的考试中国人“谁有中国人的人格”，而且是历史的考试中国共产党员“谁是真的列宁主义信徒——布尔塞维克！”
就不能不想到前面已经提及的那首《抗战与宁死不屈》中的诗句：“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
1路军除了杨靖宇外，还有魏拯民、金日成。3路军除赵尚志外就更多了，张寿海А⒔鸩摺⒎胫僭啤⑿砗嘀驳鹊取�2路军除了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外，还有谁？有当年文件说谢文东是副总指挥，其实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像那个党员一样当不得真的。
一个2路军已经够他拳打脚踢的了，更不用说还有北满与吉东的误会与分歧了，后来北满又搞起“反倾向斗争”，有人又求助于他了。
而在没了“南杨北赵”后，“吉东周”支撑着的可就不仅是吉东了。
“绊住日贼的手脚”
西征部队出动，2路军留在下江的部队，即按总部指示积极开展活动，配合、掩护西征。
5军3师政治部主任季青，率8团从宝清向驼腰子金矿进发。
季青，1911年生于依兰，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时入党，曾任依兰县委宣传部部长、5军团政委、军政委。抗联退到苏联后，任教导旅政治副营长，肃反中被判刑、流放，1955年回国，离休前为黑龙江省人大副秘书长。
位于依兰、桦川、勃利三县交界地区的驼腰子金矿，有几百人的伪矿警队，队长是外号“杨拽子”的退伍伪军官。每星期从长春飞来架飞机，送来钱，载走金子。能搞掉这架飞机最好了，可机场戒备森严，对飞机这东西什么脾性也不晓得，难以下手。
轻车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沟通往驼腰子的路上伏击给金矿运给养的车队，枪一响押车的敌人就跑了。只有三马车吃穿用物，官兵们觉得不过瘾，日伪当局可不这么看。这出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满洲国”的一个钱袋子，出事儿还了得吗？依桦勃三县敌人立即赶来“讨伐”。季青带着8团迎着敌人转移，看着敌人乘车的、步行的，一队队从山下过去，官兵们都说主任这一招儿挺灵。
3师交通员在山里救了个快饿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劳工，闷罐车拉到虎林县黑咀子打山洞，吃“满洲馒头”，干牛马活，已经死了200多人，逃出来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饿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当时，季青并不知道什么“东方马其诺”，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苏边境地区搞军事工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工程，选择这种地方动手，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8月下旬，季青拟定了作战计划，召集5军9团和7军补充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抽调30多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9团团长刘学悦为队长。15人为警卫组，到位后展开警戒，撤出时随后掩护。10人为营救组，分头进入工棚宣传，引导工人撤离。5人为突击组，负责砸开仓库，营救组即带工人扛东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预想的一样。
近400劳工，几乎都上队了。举目无亲，回天津那么容易？想不收留都难。
季青让补充团先挑，随便挑。补充团只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9团一下子扩大3倍多。这在1938年后，简直就是奇迹了。回宝清在山里见到人，一听都是天津腔，就说这么多关里人呀，关里出兵了？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不分季节连轴转，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二是招降纳叛，进行“谋略讨伐”，像1938年3月，利用汤原县委两个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360多名党员和抗日群众，北满、吉东两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像野副“大讨伐”一样，分区包围，“匪民分离”，把抗联挤压进山林，然后“踩踏”、“梳篦”，穷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饿死、冻死。
伪三江省有十多个县，鬼子4师团也未全部调来，当然需要大量伪军了，其中还有陆续调来的几个团的伪兴安军。
王云庆老人说，兴安军是骑兵，清一色马刀马枪蒙古马，马好骑术也好，正儿八经的骑兵。7军也有骑兵，少数算得上骑兵，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有马是骑兵，明天马没了就是步兵。那马大都是拉车种地的马，七长八短，有鞍子没鞍子的，三八枪、连珠枪也不是骑马打仗的家什，反正就是骑着，断粮了还是活给养。兴安军见了我们这样的骑兵就笑，我们就跑，一跑就吃亏。人家人多马也快，你能跑过他吗？后来就不跑了，打。骑兵目标大，好打。咱们下马就灵快了，他们没马就完蛋了，打倒几匹就往回跑了。
单立志老人说，1938年冬天，在宝清县柳条沟，5军3师和我们7军3师，一个师把住一道山梁，派个骑兵排把兴安军一个连引进沟里，100来号人马全打那儿了，一半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有几个战士把俘虏按在雪地上扒裤子，拿着刀，说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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