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车辆的尾部被去掉了不少，以适应公路上的急转弯和太小的渡船），它总算开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感谢同志们’，办事处的人们这样说。‘我们能用上它的’。”
①宋庆龄自香港致贝特兰信，1938年5月25日。承贝特兰向本书作者提供。
同车队一起抵达的还有新来的医生，其中之一是年轻的德国人汉斯·米勒。他同白求恩和几位印度医生一样，在抗日游击队中工作，不过他工作的时间要比他们都长一些——在随同游击队作战时，他有时成为部队里仅存的最高级军官，就由他担任指挥。他一直活到9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各项职务，其中一项是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国民党的封锁越来越严，所以这成了载运保盟物资去延安的最后一支车队。下一支车队是由“公谊救护队”提供的车辆、由两位英国救济工作者押运的，但没有能到达目的地。本书作者多年前对此曾有记述：
“……八吨药品专门打上了美国和英国组织的标记，委托给了英国救济运输单位的埃瓦特·巴杰和菲利普·赖特，让他们送到延安去……听说蒋介石同意了。但到了陕西省一个封锁点三原，这批药物被阻。他们将药物存放在城里大英浸礼会，又与当局洽谈。国民党最后提出，药品不准运到游击队医院去，他们可以分给中央陆军医院。他们说，中国兵不就是中国兵吗，哪儿都一样。
“但这批供应物资终究也没有运到重庆陆军医院去。在争吵进行时，三原地方当局曾逼迫大英浸礼会交出药品，扬言要是不交，便对他们的传教活动进行报复。后来我看到这批药品在西安私人药房内以黑市价格出售。
“……要说在那些战争岁月，由于药物的封锁而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并不夸张。几年以后，当外国记者们（本书作者也在其中）访问解放区时，他们发现三原县没收药物的事已成了典型象征……人们每提及此事，因为自己的同志缺少简单的外科器械或几粒磺胺药丸而死亡，就感到极大的愤怒和痛苦。
“……国民党，正如孙中山夫人一语道破，它划了一条横贯中国的虚构线，在虚构线一边的抗日战争伤兵能受到照顾，在另一边的伤兵则不然。”①
①贝特兰着《穿越中国战场，随救护车赴西北的行程（战地报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16—126页。
要成为宋庆龄领导的班子的一员，必须同历史的主流同呼吸——保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有鲜明的原则性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如同宋庆龄本人一样。
保盟的任务，像她经常明白宣示的，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救济工作，而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服务。
保盟不接受当时在国外过份流传的观点，即：认为对中国的救济援助应该是一种在中国土地上由外国团体分发的慈善施舍，或者作为施加恩惠或影响的工具。它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观念——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共同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平等关系。
同时，在中国国内，它反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把持同外国救济团体的联系。它认为这个政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只是压迫人民、让人民挨饿；这个政权对侵略者的战斗不多，对那些正在战斗的人进行的干扰却不少；这个政权在分配资金和物资时对于那些抗日最积极的部队加以歧视，或者干脆排斥在外。更坏的是，国民党官员们经常盗窃救济物资（甚至分给他们自己部队的物资也不放过），并在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谋取私利。
因此，保盟——它的口号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自救”——提出，由它自己来担任分配救济物资的受托人，保证由它经手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来进行分配；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一定严格地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
宋庆龄对钱财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卡尔逊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①
①爱泼斯坦普《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141—142页。宋庆龄的引语见《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们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于重庆），载《为新中国奋斗》，第140页。
在她的领导下，保盟对于一切要它放弃、减少或不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压力，不论明的暗的、中国的外国的，都一概加以抵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区域，保盟帮助建立和扩充国际和平医院，赞助儿童保育院（收养孤儿和父母在前线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建在延安窑洞中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美国洛杉矶华人捐款设立的。在延安的“抗大”（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也得到保盟的援助，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培养为抗战服务的文化工作者的，对它们的援助不仅是出于爱国主义，也是为了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斗争。
宋庆龄和保盟以最直接的方式——并肩战斗来促进国际团结。这在保盟对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的支持上表现出来。几年前，也是由于宋庆龄的介绍，美国医生马海德参加了中国红军的医疗工作，成为保盟在延安的通讯员、同白求恩大夫（在华北前线）的联络员。
在印度柯棣华医生接替白求恩大夫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之前，曾经还有一位人选，即捷克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吉斯赫①。他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是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士。但国民党不许他去解放区。像他这种情况的——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反法西斯医务工作者、愿意去中国解放区工作而未能成行——还有约20位医生，属各种国籍（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后来他们被分配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疗服务队，在国民党控制的抗日前线工作。作为共产主义者，他们以统一战线的精神，提供了优良的服务。
①见迈克尔·布兰克福着《高大的美国佬》（英文），第260页。
保盟每遇到一个障碍和挫折——正如整个统一战线所遭遇的那样——宋庆龄总是鼓励大家付出加倍的努力并加强宣传，以使海外对战时中国的复杂现实有较好的了解。
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保盟在促使全世界了解真相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如上述。在行动上，保盟继续给这支已被正式宣布“解散”的新四军提供医疗服务，新四军也加强了它的对日作战。当时所用的办法之一是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小心谨慎地采购医药供应品，然后通过巧妙的地下活动，偷过日本占领区。为此目的，有一个包括中外人士的保盟支持者小组在上海工作，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个小组的据点是耿丽淑所住的公寓，耿是宋庆龄的朋友、保盟美籍会员、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大夫有时秘密地来往安排，沈还曾前后三次赴香港，向宋庆龄当面汇报。
在香港本地，由于宋庆龄的独特地位，也成功地建立起一个以保盟为中心的统一战线。作为孙逸仙夫人——即使小学生也都知道她是“国母”——她不可能轻易地受到哪怕是最恶劣的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直接攻击。尽管常有一些见不得天日的间接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但由于她为人所知的品格和个人的非凡魅力，结果受害的往往是制造这些流言的人自己。社会各阶层人士，不论他们的观点如何五花八门，都认为能同宋庆龄交往是自己的殊荣。
但是，也还是由于她的罕见的政治技巧和策略，才可能使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被用于她所选择的事业。
宋庆龄要求这一统一战线应该在保盟的实际救济工作中得到反映。保盟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为援助被封锁的解放区而奋斗，另一方面也毫不迟疑地帮助任何地方的项目，只要它们对民族抗战有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区域都开展工作。还有上面刚提到过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服务队也是在国民党区工作的。这同国民党对任何它所不能控制的东西一概排斥是明显的对照。
在香港，宋庆龄征集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捐赠。他们之中有中外籍的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应孙夫人的邀请常在保盟活动场合出现的有港督罗富国爵士。上面已经提到捐赠新式救护车（带手术间）的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挪威船主埃里克·莫勒（他在远东有一支商船队）也捐赠了一笔巨款。
至于香港的中国富人，一位前保盟会员曾幽默地回忆起他在为“工合”筹款的一次聚会上所见的一幕：
“廖梦醒的母亲（直爽的何香凝）拉着何东爵士（香港的中国首富）女婿罗文锦的右手，硬是逼着他写下捐款的数额。其他名人排成队，挨个来，为工合筹到了一大笔钱。”①
①吉斯赫医生的弟兄伊刚·爱尔文·吉斯赫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左翼记者。
这可以作为当时流行的爱国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体现——廖老太太“有力”而她所“捕捉”的对象“有钱”。但实际上他们所以觉得难以拒绝是因为宋庆龄在场。
本地富裕人家的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国民党要员的夫人们都自愿为保盟义务工作——多半是因为能同孙夫人一起工作是件光彩的事。她们捐赠或帮助征集许多古董字画，由保盟委托美国和法国的友好团体拍卖，得款资助保盟的救济项目。不幸的是，美国不同意给这批东西免除进口税，虽经罗斯福总统夫人接到宋庆龄等呼吁后亲自出面说项，也未奏效。法国虽准许免税，但它自己不久也打仗了，这批东西没有卖掉，存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里，后经顾维钧大使夫人的努力，才又返回香港。
香港中国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伊娃医生（何娴姿），在保盟做基层工作，非常勤苦。国民党右派要人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帮助码放和分发供应品，劳动也十分辛苦。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