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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第十章 在讨论中
学院成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
“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日为止。
第十一章 废除契约移民
我们暂时得抛开从开始就经历着内外风暴的学院，简单地转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谓契约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约从印度到国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资—甘地协议的规定，到纳塔耳去的契约移民的三英镑税是废除了，但是来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纳税问题却还没有解决。
1916年3月，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吉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基勋爵在接受这个动议的时候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诺言”。不过我觉得这么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能使印度满意。我们应当鼓动立即废除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这个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够有效地推翻这个制度的时机已经到了。我会见了一些领袖，在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公众舆论已经确确实实地赞成立即废除。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个很好的题目吗？我相信确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着手。
同时总督已不再隐讳“终必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据他说，这是“在合理的时间之内有了另外的办法”再加以废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马拉维亚吉便要求提出一个立即废除这种制度的议案。詹士福勋爵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国去鼓动大家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我在开始宣传鼓动以前，应当先去拜会总督。于是我请求谒见，他马上便答应了。马菲先生，即现在的约翰。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书。我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我和詹士福勋爵的谈话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他只答应帮忙，而没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从孟买开始。杰罕济。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国公民协会的名义召开一个大会。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先行开会，以便草拟一个决议案在会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鲁白。沙玛尔达斯先生（现为爵士）、纳达罗建先生和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题目是规定一个时期，请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当时有三种建议，即“尽速废除”，“在7月31日以前废除”，还有“立即废除”。我主张限期废除，因为如果政府在期限内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便可以决定应付的办法。拉鲁白先生主张“立即废除”。他说“立即废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说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这个字的意思。如果我们要他们采取一些什么行动，我们必须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释“立即”的含义——政府有政府的解释，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释，至于“7月31日”，这是不会使人误会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我们就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这种说法的力量，最后拉鲁白先生也同意了。我们于是决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废除这个制度的最后日子。这个决议在公众大会上通过了，而印度各地的集会也都相应地通过这个决议。
嘉芝。贝迪特夫人竭尽全力组织了一个妇女请愿团去向总督请愿。从孟买来的妇女，我记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尔莎夫人。这个请愿团的影响很大。总督提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过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到处都有很好的集会，而且人民的热情无比高涨。宣传鼓动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独自一个人旅行，因此有许多奇妙的经验。罪犯调查局的人员总是尾随着我。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隐秘，所以他们也不来烦扰我，而我也不给他们什么麻烦。幸而我那时候还没有得到“摩哈德玛”的头衔，虽然认识我的人，见了我也时常大声呼喊这个名字。
有一次，特务人员在好几个车站上找我的岔子，他们查我的车票。记下号码。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们所提的一切问题。同车的旅客以为我是一个“沙陀”或者是一个“法吉尔”①。他们看见我在每一个车站上都受到了骚扰，便为我抱不平，大骂那些特务。他们抗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