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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尔。巴里。萨希布还是说：“不论印度教徒是否帮助我们，作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应当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真象是放弃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还有人提出旁遮普问题也应当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错误一并提出。我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旁遮普问题是一个地方事件，不能和我们决定是否参加和平庆祝的问题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把地方上的问题和基拉法的问题——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条款——混淆起来，那我们就犯了严重轻率的错误。我的论点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过去就已经认识他了，但是只是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士。我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大量决议中，有一个是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双方宣誓服用国货，而这个誓言的自然结果就是抵制洋货。土布那时还没有找到它的适当地位。这个决议是哈斯拉特。萨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决，那就要对不列颠帝国进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个相应的反建议，可能时专门抵制英国货。我不但从原则上，而且从实践上加以反对，我反对的理由现在已为人们所熟悉了。我在会上还提出我对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发言给了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发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担心我的发言将不过是旷野中的孤鸣罢了。我所以鼓起勇气发言，是因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会上提出我的观点就将是一种玩忽责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着发言的人无不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那些领导人会明白，抵制英货不但不能达到目的，而且如果这个议案被通过了，他们就会成为笑柄。事实上参加大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身上没有一点点英国制造的货物。因此很多听众都认识到，通过一项连投票赞成的人都不能实行的议案，结果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
“单单抵制外国布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谁知道土布的产量什么时候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外国布进行有效的抵制？我们要做一点对英国人能马上发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国布的意见尽可保留，我们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给我们一点更快更有效的东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这样说道。甚至当我正在听他讲话的时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国布，还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才行。在当时，要马上抵制外国布，在我看来是显然不可能的。那时候我还不晓得，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制造足够的土布以供国内的衣着需要；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另一方面，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单靠我们的纺织厂来抵制外国布我们是要失败的。穆罕尼结束他的发言时，我还处在这个两难的状态中。
我因为不大懂得印地语和乌尔都语，觉得很不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大部分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会上发表辩论式的演讲。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会上曾经用乌尔都语讲过话，不过只有几分钟，而且只是向听众作一点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这里，我所面临的是一些带有批评意味的、如果不是敌意的听众，我必须向他们解释并争取他们了解我的观点。然而我把一切羞涩的心情都抛弃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没有错误的经过选择的德里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来讲话，而是用我所能讲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语向听众表达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做到了。这次集会给我一个直接的证明：只有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混合起来的语言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如果我用英语讲话，我就不能对听众产生那天我所造成的印象，而穆罕尼也许就不会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挑战，或者就算他说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驳。
我不能找到一句适当的印地语或乌尔都语来表达一个新的思想，这多少使我感到为难。最后，我用了“不合作”这个字来描写我的意思，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会上采用这个字眼。当穆罕尼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者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话，那他所说的对政府进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和政府不止在一件事情上进行着合作。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停止和政府合作，才能够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这个字，我当时对于这个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义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没有对这个字作详细的说明，我只是说：
“穆斯林已经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如果和平条款对他们不利的话——愿上帝禁止这样——他们就将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在象基拉法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过了几个月，“不合作”这个字才流行起来。在当时它还埋没在会议的记录里。事实上，一个月后当我在阿姆里察国大党的会议上支持合作的决议时，我仍然希望这种背弃永远不会到来。
第三十七章 阿姆里察国大党大会
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将成千的旁遮普人长期监禁，因为他们是在戒严法的统治下被投入监狱的，而所有的证据又都不充分，办理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法庭。这种公然违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继续监禁是不可能了。在国民大会党的大会开幕以前，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大会进行期间，拉拉。哈基山拉尔和其他的领袖们也都被释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从监狱里赶到大会的。人们感到无比的欢欣。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是那次大会的主席；他牺牲了极为兴旺的律师业务，把旁遮普当作他的总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务。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是接待委员会的主席。
截至这个时候，我参加国大党的年会还只限于建设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语，我的发言限于主张将印地语规定为国语，此外是在发言中提出印度海外侨民的问题。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这个范围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许多情况一样，负责的工作总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时刚刚公布。这个方案连我都不能完全满意，其他人也都不满意。不过我当时觉得，那个方案虽有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个方案的语气里，我感到辛哈勋爵也参加了意见，这就显露了一线希望。然而那些久经锻炼的老战士如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频频摇头，表示不以为然。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则采取中立态度。
马拉维亚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学的奠基典礼上，对他的简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因为同处一室，就能够对他的日常生活作细致的观察，而我所看见的事实使我充满了欢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间有一种近乎贫民免费公寓的神气。你简直很难从屋里通过。屋里因为过分拥挤，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随时来找他，并且可以随便占用他多少时间。在这个小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我的棕绳木床，倒显得很庄严的样子。
不过我不应当占用这一章来描写马拉维亚吉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同马拉维亚吉讨论，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样亲切地向我解释各党派的不同观点。我明白我参加关于改革方案的决议的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负责起草国大党关于旁遮普事件的报告书，便觉得对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应当注意。就这个问题来说，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样还有基拉法问题没有解决。我那时还相信，蒙太鸠先生不会变节，印度的事业也不容许被出卖。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释放，我以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一个接受而不是拒绝那个改革方案的决议，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齐达朗建。达斯却坚决主张应当拒绝，认为那个方案完全不恰当和不能令人满意。已故罗卡曼尼亚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决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赞同的任何决议。
和这些处世有方、久经锻炼、受大家敬仰的领袖们的意见不同，对我来说，是一件难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声音却又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