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内阁总理、大元帅曾炩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
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曾炩、太史慈、吕布、关羽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和理解**是两回事，理解了**，掌握了**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
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太史慈、关羽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陈群、张昭、张纮、国渊、枣祗、赵商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北疆系和非北疆系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虽然北疆武人也是北疆系，但是大家所处的位置毕竟不同。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郑玄。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新经”，曾在无极大学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后来，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来到北疆，北疆武人又开始接触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弃。
第五卷 第一九四章 崔琰求援
对此，曾炩的感触尤其大。来自后世的他，虽然对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了解不多，但是这一生里面还是学习了一些，也有一些了解。而且，就是他前世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争论更多。毕竟，在这个时代，儒学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也仅仅是儒学内部的争论。
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形态甚至都成为了外国攻讦的对象，而社会上各种学术争议就正是五花八门了。见惯了这些的曾炩，很清楚在学术上的争论是非常难以解决的，甚至很多时候会酿成流血事件。现在朝堂上的争议还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争议上。不过，曾炩还是见识了一些学术争议的残酷性。本来，原来的北疆系是很团结的，但是自从涉及到今古文经学之争后，以前的北疆系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蔡邕在之前和北疆士人们关系极好，而且和郑玄还是师兄弟，但是现在涉及到学术争议之后，双方经常是争论到面红耳赤，好像是要打仗一般。
朝堂上爆发争论后的第二天，曾炩在府内宴请了自己老师郑玄大师的三位弟子崔琰、郗虑和赵松。
曾炩仔细征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设中采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礼》作为典章制度的基础，那么它会不会和老师在“新经”中关于“三礼”并重的学说产生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新经”在官学的地位？会不会影响到中兴策略的大方向？具体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做出何种策略调整？
崔琰说，在“三雍”中采用五室明堂制，和老师的“三礼”学说并重没有冲突，相反，它非常有助于“新经”地位的巩固。
朝廷以“新经”为官学的时间很短，尚不足十年，“新经”的地位根本没办法和今、古文经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办法迅速消除今、古文经学之间长达两百多年的争论。因此，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各种办法不断巩固“新经”的地位，维护和提高“新经”的绝对权威，断绝今、古文经学对“新经”的攻击和挑战。只有“新经”的地位提高了，成为大汉官学的绝对权威，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才会渐渐减少直至消失，今、古文经学才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朝廷的中兴策略和新政才能稳定下来，才能在“以民为贵，隆礼重法”的正确方向上持续推动和发展。
这两年来，中兴策略之争，平叛策略之争，新政政策之争，乃至于定都之争，三雍建设之争，表明上看是策略之争，其实它的背后是权力之争。但权力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是官学之争，是学术之争。
无论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还是研习“新经”的大臣，因为观念、理念的不同，在中兴大业上所采取的策略当然也不同。但只要让自己所研习的经学变成官学，成为大汉的权威官学，那么他们就能控制决策权。控制了决策权，也就控制了朝政，也就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权柄。
官学、决策、权柄，这三者是相辅相成，是一体的。
现在“新经”是官学，研习“新经”的北疆士人、北疆武人，包括我们这些师从老师郑玄的弟子、门生都位居高位，我们控制了朝廷的决策权，控制了大汉的权柄。
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包括他们的门生弟子，包括他们的亲族故吏，他们有他们的中兴策略。他们认为我们的中兴策略有明显的错误，会导致中兴大业失败，会把大汉再次推向败亡的深渊，所以他们要抢夺我们的权柄，要剥夺我们的决策权。
如何在不影响朝堂上的稳定，不影响朝堂上的权力平衡，又能轻松自然，以最小代价达到这个目的呢？很简单，改变官学。
当初朝廷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官学不能修改，中兴策略就无法得到正确的制定和实施。但当时朝廷中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吏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今文经学作为大汉两百多年的官学，其地位极其稳固，难以憾动。可是自己等人的老师郑玄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随即异军突起。在今、古文经学激烈搏杀，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新经”出人意料地成为大汉的新官学。
“新经！”虽然兼采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但相对来说，偏重于古文经学。这是它当初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并成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随着朝廷收复的土地越来越多，朝廷的机构越来越庞大，各地士人也纷纷进入了朝堂，朝堂上研习今文经学的大臣骤然增多。与此同时，朝堂上的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中兴大业的推进速度越来越快。而朝廷里研习古文经学的大臣和研习“新经”的大臣在中兴策略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于是，研习今、古文经学的大臣们为了制定和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兴策略，马上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控制朝廷决策权的以研习“新经”为主的大臣们。
今、古经学两派联手对付“新经”一派，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随即愈演愈烈。这两年朝堂上纷争不断，也正是因为如此。而这次“明堂制度之争”总算把这场争斗推到了高潮，双方不争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
争论的结果不是胜就是负，没有平手之说。
如果“五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地位的稳固毋庸置疑。
官学上的稳固，影响到朝堂就是北疆系控制朝政，控制中兴策略的方向，北疆系的官员将得到大量任用。
如果“九室明堂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新经”的地位将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因为今、古文经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经”还能暂时维持官学地位，但它的影响力会急速下降，刚刚建立的权威会荡然无存。而各地公、私学堂很可能会放弃“新经”，转而继续教授今、古文经学。久而久之，朝廷放弃“新经”为官学是一种必然。
官学上失去了权威，作为儒学基础的礼制发生了变化，中兴策略随之发生变化。虽然这种变化暂时对朝堂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中兴大业的不断推进，这种变化会逐渐显现，并最终控制中兴策略的大方向。而北疆系也会逐渐失去决策权，并最终失去对朝政的控制。
曾炩这次总算彻底明白了。
过去在制定中兴策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官学，当时曾炩并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后来官学的事出人意料的顺利解决了，曾炩当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去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