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诱之奸不入。故虽笔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关，而燕闲游息之时，借以调适性情，收敛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艺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驰骋放佚之娱，则相去远甚，未必非皇上进德养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窃见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学之臣，载笔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选，供奉、待诏之员，宋有秘阁待制、二馆著作，或承诏登答，或应制赓酬，皆于语言文字之中，微寓风劝箴规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国朝建置翰林，于一榜进士中，拔其英俊特异者，除授此官，固欲储养德望，以备启沃，任枢机，然文史词翰，撰述讨论，亦其本等职务，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讲诸臣，皆文学优赡，臣等慎选以充，见今记注起居，日逐在馆供事外，其余见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拟令分番入直，每日轮该四员，与同日讲官，在馆祗候。皇上万几之暇，如披阅古文，欲有所采录，鉴赏名笔，欲有所题咏，即以属之诸臣，令其撰具草稿，送臣等看定，然后缮写，呈进圣览。或不时召至御前，面赐质问，令其发摅蕴抱，各见所长，因以观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断于圣衷；且诸臣因此，亦将自庆遭逢，益图称塞，争相淬励，以求见知于上，其于圣明辨材审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臣等不胜惓惓愿忠之诚。（奏疏十《请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这是一篇很平常的奏疏，但是在这篇奏疏里，透出居正那番希望神宗亲贤臣，远小人的忠恳。
九年春间，重新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万历七年，神宗后父王伟封永年伯，居正提出嘉靖八年会议底结果，指明只能“以荣终身”，当时神宗没有注意。现在神宗派文书房官邱得用传谕内阁，将王伟弟王俊、男王栋、加恩授职，居正随即拟定奏复。邱得用又来了，口传圣谕道：“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俱授锦衣卫指挥等官世袭，今何止授千户，又无世袭字样？”这是诘问，也有一些不满。居正很灵敏地把王俊底官阶提高，但是拒绝给予世袭字样。他说；“仰推皇上笃眷中宫，加恩外戚，此乃情理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是他随即指出理由，使神宗不能不接受。居正说：
臣等恭惟祖宗定制，武职非有军功，不得世袭。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承大统，将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当先帝龙飞之日，与皇上嗣统之初，加恩陈、李二家，例止于如此。今皇上虽欲优厚外戚，讵可逾于两宫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拟，乃三朝见行事例，非敢擅为裁抑也。今奉圣谕令臣等改拟，臣等谨钦遵，斟酌近例，拟将王伟男王栋授锦衣卫指挥佥事，弟王俊授锦衣卫正千户，比之两宫皇太后之家，实为相等，至于世袭一节，则祖宗旧制，决不敢违越也。臣等又惟皇上与中宫圣寿万年，将来皇储兆庆，绳绳振振，推恩戚里，固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时也。伏望圣明俯鉴臣等愚诚，特赐俞允，不胜幸甚。（同卷《议外戚子弟恩荫疏）
这又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四月十八日，他更直接揭出神宗底浪费，语气甚至波及慈圣太后。
十八日文华殿日讲官讲毕以后，神宗退到后殿。居正进来，先讲《谟训类编》，把列朝圣训实录讲过以后，随即进呈南京给事中传作舟底奏疏。
“今江北淮、凤，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民多乏食，徐、宿之间，至以树皮充饥，或相聚为盗，大有可忧，”居正说。
神宗问道：“淮、凤频年告灾，何也？”
淮是淮安府，凤是凤阳府，是现在江苏、安微两省淮河流域的地方。居正说，“此地从来多荒少熟，即如训录中所载，元末之乱，亦起于此。今当大破常格，急发赈济以安之。臣等拟令户部议处，动支各该州、县库银仓谷。不足，则南京见贮银米，尽有赢余，可以协济。民惟邦本，愿特加圣心。”
神宗慨然道：“依先生每议处。”
“皇上天性至仁，爱民如子，”居正说。“臣等每奏灾伤，皇上即恻然闵念，凡请蠲请赈，未尝不慨然赐允，而臣等愚陋，亦仰体圣衷，无日不以忧民为心，安民为事，四方奏乞蠲贷，拟旨允行者无月无之。”居正对于外省底不能奉公尽责，忧国忧民，非常愤激，他不断地指摘道：“而在外诸司，往往营私背公，剥民罔上，非惟不体皇上子惠困穷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赞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禄者，皆有代君养民之责，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养也。今有司坐视民虞，痛痒不相关，如作舟疏云‘报灾’则曰‘不敢报’，此何不敢报之有！又云‘请赈’则日‘不敢请’，此何不敢请之有！不过推调支吾，归怨君上，何尝有忧民之心？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彼皆有自理赃赎，未尝佐公家之急，则将焉往？臣等不胜愤懑，窃以为此辈若遇圣祖，不知当以何法！”
神宗说：“有司为民害者，当著实重处。”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于色，当即说道：“今后有犯者，当如圣谕。”于是他又从容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风灾，畿辅之地，雨泽愆期，二麦将槁，将来议蠲议赈，势不容已，赋税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来可裁者裁之。至如施舍一节，尤当禁止，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
“然，”神宗说。“今宫中用度，皆从节省，赏赐亦照常例，无所增加。”
“皇上所谓常例者，”居正说，“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暂行，明年即据为例，非祖宗旧例也。臣不暇远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为浩繁，然内库银两，尚有余积，隆庆初年冬，余库尚余百余万。今每岁金花银百二十万，每按季预进，随取随用，常称缺乏。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乎？臣等职在辅导，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不尽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华殿论奏》。对话用原文。）
居正这一次议论，从救灾到节用，论点不断地转移。但是不能节用，便谈不到盈余，没有盈余，当然说不上救灾，前后自有一贯的道理。在节用方面，居正指出两点，他希望节省服御赏赉，同时他也希望禁止施舍。神宗撇开禁止施舍一面，只谈服御赏赉，居正便从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神宗说这是旧例；居正说这只是神宗自己底旧例，不是祖宗底旧例。他证实神宗底挥霍，最后告以“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但是关于施舍方面，神宗避免讨论，居正也不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慈圣太后之事，其实与神宗无涉。
慈圣太后究竟是一个婆婆。穆宗在位的时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国裕民。万历元年，慈圣太后和神宗说，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马河两条大桥。神宗对居正讲了，居正说道：
“时绌举赢，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当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且费巨，诚恐有司亦不能办。奈何？”
“圣母自己出钱募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神宗说。
“好极，”居正叩头说。
慈圣太后发内帑五万两，由工部派员监工，万历二年正月两桥成功，共费七万余两。桥工完成，慈圣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诞。太后底主张提出以后，工部尚书朱衡和工科给事中请求停工，无效。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赈贫民，植福当更大。”参鲁底话，还是无效。
自此以后，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在这些功德方面，慈圣太后一步没有放松，但是居正也处处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说：
夫林茂而鸟悦，洲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故凡亿兆之命，悬于一人。天子明圣，则生人禔福，故亿兆之情，莫不愿人主之寿者，斯亦鱼鸟之愿归于茂林深渊也。然则，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乂民，功德无量，为臣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文集四《敕建万寿寺碑文》
万历八九年间，慈圣太后又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施舍方面，还是不断进行，居正所说“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正是赵参鲁底主张。
万历九年五月，居正奏请尽卖民间种马，他底目的，当然还是解决当时民间的痛苦。本来明朝的马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御马监、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养马以外，还有民间孳牧，也属太仆寺管辖。从洪武年间到弘治六年，经过几度的立法，民间养马的额数确定了，种马由国家分发，草料由民间供给，孳生驹数也有法定的限额。在明初刍牧地广的时候，养马没有什么困难，以后耕地扩大，牧地缩小，养马便成为一种苛政，慢慢地走上买马纳马的路线。买马是向鞑靼买马以供军用，遇到朝廷和鞑靼发生战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不可恃的来源：纳马是捐马授职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间，军事紧急的时候，都曾行过，当然也不是办法。隆庆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张尽卖种马，当时兵部议定养、卖各半，种马只剩六万余匹。到了万历九年，居正因为贡市已成，边马可用，这才决定尽卖种马的办法，解除民间养马的困苦。但是在苑马没有切实整顿以前，废止民间养马，从国防底立场看，不能不算是可虑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万历九年，居正五十七岁。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