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就有一个年轻人跑了过来，从挎包里掏出纱布红药水给娃娃包扎起来。
“你告诉堡子里的人，放下武器，出来集合。”领头的解放军朝我下命令。到了这种时候，我没有了一丝抵抗的念头，我想，起码他们不会像李冬青那样，在我们投降以后迫害我们的老婆孩子。尽管这样我还是忘不了问他一句：“我们这些婆娘娃娃咋办呢？”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解放人民的，你放心，这些妇女儿童我们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愿意让他们回堡子也行，暂时让我们安排也行，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不管怎么说，你们必须交出武器。”
我试探着问：“你是说我可以把我们的婆娘娃娃领回堡子去？”
“你们的婆娘娃娃当然由你们领，我们领走了你们能放心吗？”
我说：“那好，我先把我们的婆娘娃娃领回去，我们商量一下再给你回话。”
领头的解放军微微一笑，口气却十分坚定地说：“你们还是尽快把武器交出来，这个堡子我们也不占还由你们住着，可是武器得交。”
我连连答应着领了婆娘娃娃们来到堡子下头，堡子的门已经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大门又紧紧闭了起来。婆娘娃娃们找到丈夫的抱着哭成一团，没有找到自己亲人的哭爹叫娘地也是哭成一团，劫后余生的悲伤和痛苦让人忍不住就想跟着他们痛哭一场。奶奶把我拉到了寨墙上头，指着外面的解放军问我：“这些就是解放军？他们要干啥呢？”我对奶奶说了外头的情况，奶奶说，“谁知道这些解放军是咋回事情，我们没了枪在这世上还咋活人呢？”
我说：“解放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来在南方闹红，后来改成八路军跟我们一起打过日本人，我说的尕团长还有那个洪连长就都是他们的人。不过他们对我们这样占山为王的能不能容得下，我也说不清。不过，现在保安团跟国民党都投降了，后山的路可能通了，我们干脆从山后头撒腿子算了。”
奶奶说成呢，我们就绕到了寨墙的后面，后头已经没了保安团和国军，却有解放军的哨兵站岗。我跟奶奶面面相觑，我们的后路还是没通，想跑还是跑不出去。奶奶说：“干脆这样，交一部分枪，剩下的埋起来，下一步咋样看情况再说，他们没有为难我们的婆娘娃娃，看样子不会对我们下杀手。”
我说：“这件事情还得跟伙计们商量一下，这不是你跟我两个的事情。”
我正跟奶奶商量着捣鬼糊弄解放军，就听寨墙外头有人喊话：“尕掌柜，老朋友来了咋拒之门外呢？不想跟我见上一面吗？”
我跑到寨墙上朝外头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洪祁站在堡子下面仰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连忙命令伙计：“快，把门打开，洪连长来了。”
洪连长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打过日本鬼子，他是我们头一次见到的八路军，大家印象深刻，奶奶跟伙里的伙计自然都记得他。奶奶爬到寨墙上一看果然是洪祁，连忙跟我跑到寨子外头迎接他。
洪祁带着两个人跟着我们进了寨子，其他解放军都没有进来，我们邀请他们进来喝口水，他们谢绝了，说他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进入百姓家。他们竟然把我们这土匪窝当成百姓家，我有些好笑。奶奶就赶紧张罗着婆娘们给他们烧水沏茶送到了堡子外面。跟随洪祁来的人把他叫洪主任，我不知道主任是多大的官，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主任，后来才知道他是我们这个县的军管会主任。我请洪祁喝茶，他却说：“尕掌柜，现在解放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们也得放下武器，统一听从人民政府的号令，今后你们的一切安全保卫都由人民解放军负责。你看还有啥意见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态度非常严肃，好像从来就不认识我，跟我没有任何交情。他那坚定的眼神让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从今天起，不但我占山为王的日子到头了，全国山大王的日子都到头了。
我看了看奶奶，奶奶说：“缴枪，有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自己还拿枪干啥呢？再拿枪纯粹就是累赘。”
于是我传下了命令：缴枪。伙计们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投降的决定并没有让我感到屈辱或者丧气，我反而从心底深处感到了一阵彻底的解脱、从未有过的轻松。后来我才知道，解放军是来解放我们县城的，到了县城却扑了个空，听说保安团都到狗娃山打尕掌柜的山寨来了，于是解放军跟着就朝狗娃山进发，既要消灭县保安团，又要收编我们这支土匪队伍。洪祁，就是洪主任，听说我们仍然盘踞在狗娃山上，担心我们不服从解放军的号令跟解放军发生冲突造成死伤，急忙跟在解放军的后面赶了上来，及时劝说我们放下了武器，避免了冲突和伤亡。那天晚上，我们跟解放军一起吃了一顿饭，解放军都在堡子外面野营露宿。洪祁跟我睡在一个窑洞里，给我详细讲了天下大事，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还告诉我我的拜把子兄弟李敢为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一次反扫荡中牺牲了，吴参谋长身体也没有养好，前不久刚刚去世。想到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那个跟我一见如故的拜把子兄弟，见不到那个稳重瘦弱的吴参谋长，我非常难受，也许是刚刚经过血与火的生死搏斗，一旦松懈下来人的感情跟体力一样脆弱，我忍不住哭了。窑洞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嬉闹声跟奶奶管教孩子的斥骂声，这平日里听惯了的声音今天听起来格外亲切、感人，就像炎热的夏天把身体浸泡在了清澈的溪水当中，让人身心积存的躁气一扫而光，心灵像是经历了暴风骤雨的天空，纯净、辽阔。我暗暗祈祷，希望我的娃娃们从现在开始，有一种全新的生活，那是一种安宁、祥和、用不着依靠刀枪和暴力谋生的生活。
尾声
放下武器以后，我们被集中起来参加学习，住在县里的解放小学，解放小学就是过去保安团的驻地。学习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使我们这些土匪成为新社会能够接受的、自食其力的新人。洪主任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他给我们讲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我们上山当土匪的阶级成因和社会原因，还给我们讲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故事。因为跟我有那么一层老关系，他也经常到我住的房间跟我闲聊，我听说外面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划阶级成分，便请教他如果给我划成分，我应该是啥成分。
洪主任想了一阵说：“你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又不是商人，更不是财东，按照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看你应该划成流氓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是好阶级，这我懂。可是前头加上了“流氓”两个字就让后面“无产阶级”四个字不值钱了。不过，想起我跟二娘还有李敏敏的那些事儿，想起跟李冬青到西安城里逛窑子的荒唐经历，说我流氓也不为过。我没敢和洪主任争辩，红着脸接受了“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身份。不过，不管流氓不流氓，反正我是无产阶级，怎么说也比李冬青那个“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强得多。土改的时候李冬青被划成地主分子，戴了高帽子游街，浑身上下糊满了佃户们吐的痰擤的鼻涕，整个人变成了路边扔着的大痰桶。他的家产也被分得一干二净。镇反的时候他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一直到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才获得大赦。出狱后安排到县文史馆当编辑，成了我的下级，表现还挺好。我摸不透他是真的改造好了，还是装的。
我们伙里的伙计提前结束了整编，年轻力壮自己又愿意的参加了解放军，年纪大的回到狗娃山下种地，土改的时候跟所有贫下中农一样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安安稳稳地过起了十来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地，谁还会当土匪呢？我在学习班待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等上级对我们狗娃山伙里的定性，看我们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然后才能根据上级的定性对我的未来作出决定。过了几个月之后，洪主任通知我，上级根据我们的情况，确定我们为进步的农民武装；由于我在革命困难时期支援过红军一百石麦子，又打过日本人，还跟国民党保安团、正规军打过仗，所以给我的定性是对革命有贡献的民主进步人士。洪主任跟我商量：“你有文化，领导上想安排你到县文史资料室工作，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不愿意去，组织上还可以再考虑。”
我说：“没啥考虑的，只要领导觉得我成我就干。”
我于是到了县文史资料室上班，放下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洪主任说，这就是新中国跟旧中国的根本不同，旧中国把人变成匪，新中国把匪变成｜人。过了半年我还当了文史资料室的副主任，负责主持编写本地土匪和地方武装史。又过了一年，县政协改选，我又被选上了县政协副主席。花花识字，在那个时代识字的女人就像天上掉下来的白屎壳郎一样珍稀，她的家庭成分又定了贫农，洪主任动员她参加工作，她就当了县妇联的副主任，后来竟然还入了党，当了副县长，官做得比我大。
狗娃山的堡子荒了，再没有人到那里占山为王了。奶奶跟我们一家住在县城，我跟花花都要上班，她就成了我们家的总管。她彻底变了性子，成了一个安分守己安详和善的老太太。如果你在县城的街道上看到她领着孙子孙女们遛弯，跟小商贩们为买一把炒蚕豆、一捆菠菜一分钱两分钱地讨价还价，你绝对不会想到她就是当年横枪立马飞檐走壁叱咤风云的女飞贼。看着她夏日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享受傍晚的凉风，冬天正午坐在院门口享受温暖的阳光，连我有时候都觉得过去那烽火铁血的日子只是一场梦。我问她过这种日子习惯不习惯，会不会感到闷气，奶奶说现在天下太平，不能再胡作非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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