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 第68部分

（2）黄镇球虽系行伍出身的旧式军人，但为人颇识大体，深谙官场进退　之道。尤其在“孙立人事件”后，他更是戒慎恐惧，当他获悉老蒋的“用意”时，他立刻“望风承旨”迅速将权力交出，以释当局的“疑虑”。

（3）黄镇球不擅情治工作，故而，在处理重大事件上，须向情治老手李　立柏、朱致一、夏季平等三位“副总司令”“请益”，否则，他所批阅的公　文，几乎出不了“总司令办公室”的大门，使他饱受“牵制”之苦。

黄镇球交出权力后，深获蒋介石的“赏识”，特意“重用”黄镇球出任　“总统府参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为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中　的最后一位“四星上将”。

黄镇球就任仅一个月，对“警总”谈不上有多大的建树。但以他的辞职　意义而言，对台湾的政局，可有若干的启示。诚如黄镇球的一位部属所说：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政潮起伏中，能从心所欲的放弃权力，可谓少之又　少”。第二任“总司令”黄杰：“警总”权势鼎盛时代　黄镇球去职后，黄杰入主“警总”，象征黄埔系统当政时代的来临，促使“警总”领导体系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黄杰之前，执掌戒严、卫戍、保安、情治等重大任务的将领，如纽先铭、孙立人、黄镇球、李振清、余伯　泉、徐培根等人，都不是黄埔出身，他们虽是蒋介石的亲信或左右手，但却　不是蒋介石亲自调教出的“子弟兵”。因此，在人事任命的过程中，他们“忠　贞”的程度，常引起蒋介石的疑虑。而黄杰却不然，他出身黄埔一期，对蒋介石一向“孤忠耿耿”，　　1949年退出大陆前夕，黄杰率部转战西南后进入越南，被法国殖民政府囚居在富　国岛上，他以“忠贞不屈”的决心，一心返台追随蒋介石，被国民党捧为“海　上苏武”。　　1953　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　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　的将领。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1）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　树立。（2）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可实施得更彻底。

（3）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　当权。（4）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　排，及情治系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　件为：（1）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　事能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3）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　序而升。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　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　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　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　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　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　而色变。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　例子。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　9　月　4　日，黄杰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　悉此事。事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　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之气恼。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　治地位扶摇直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　民党中常委，并晋升“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　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　为莫逆，成为蒋氏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　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国）。　　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　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　年　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　庆以“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　的搜集，同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　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　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　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　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　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　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　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　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　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　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　“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　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　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　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　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　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　长达　20　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　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　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　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　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　　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　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

竟以“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　狱，关了　9　年多。　　1970　年　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　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　“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　的最佳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　　1957　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