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也终于发现一个全新的对手崛起。这便是中国，一个新兴的大国，一股将左右世界形势的新力量。
1955年，苏联的轰然沦陷对于中国来说反倒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来自苏联的援助与影响很快也随之消亡。表面上看似乎失去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但实际上，中国因此避免了走上弊端严重的苏联经济模式的歧途。当然，由于西方的封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根本上也无从获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援的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被与世隔绝了。
在这种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被包围的不利形势下，中国党的领袖毛反倒不再热衷于他喜欢的政治斗争。尽管有分析家坚信以毛的性格及其文化背景势必在坐定天下后发起类似于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可惜这些都只是危言耸听。第一次红色战争使毛和他的同志清楚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实力，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他们在朝鲜战争后形成的轻视欧美的自大心理。对于他们和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富国强兵成了头等大事。
另一方面，第一次红色战争还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精英阶层，彻底粉碎了他们的西方情结。新中国建立不久，广大来自原来国统区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在很大程度上还对西方自由世界抱有幻想和希望。而北约盟军悍然侵略苏联的行径完全击溃了他们的幻想与希望。今天北约军队既然可以突袭苏联，谁又能打保票说他们明天不会侵略中国呢？于是在丢掉了对西方的幻想与希望后，中国的民族精英们便开始与毛领导的中共精诚合作，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伟大国家。
毛和他的同志以及中国的精英们重新审视了建国后经济改造和政治体制，大胆理智地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建设。没有去仿照哪一国的模式，基本上都靠自己探索。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锐意改革与发展，中国人政治上建立起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和卓有成效的权力制衡体制；经济上实行公有与私营相结合，并形成了统一而又独立于世界的国内市场，实际上想在西方的全面封锁下，与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联系也没有多大可能；军事上，中国人在苏联五十年代援助的基础上创造出独特的武器系统和指挥作战体制，虽然没有像天启坦克、光棱坦克那种超级大王牌，但凭借着出色的协同作战能力和优秀的职业素养，人民解放军不是任何强国军队可以轻视的。
中国人自力更生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在坎贝尔访问中国后被西方主流媒体披露出来，引起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极大震惊。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老爷们来说，一个被他们习惯性地嘲笑和鄙夷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拥有发达的经济、完善的民主法制、全面的科技以及强大的军队。明白无疑，世界的东方的巨龙已经腾飞起来，西方帝国主义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且还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成就感到不可理解，就连亲身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坎贝尔也都认为那是上帝赋予中国人的奇迹。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人自身固有的优良品性。
纵观其上下五千年，夏、商、周，奴隶社会的中国领先于世，战国之后到前清，中国建立起最完善与最发达的封建主义。数千年取得的光辉灿烂文明并非哪一个国家对中国的支援，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造所得。现今，在被世界孤立的形势下，他们再次发挥出惊人的创造能力，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毛的“自力更生”提得好，而中国人民对这句口号的实践做得更好。对外开放并非富民强国的唯一道路，倒向苏联只会走上苏联模式的死胡同，不加保留地对西方开放也只能是把自己拱手于人，任其将自己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别人的棋子。中国拥有自成一系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条件，虽然她在近代急剧衰败，可一旦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立马放射出自远古祖先便拥有的强大光与热，照耀着世界的东方。
现在，对于美苏双方来说，新崛起的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无异于决定性的法码。罗曼诺夫最担心的是中美结成联盟，届时美军在北美拖住红军主力，中国军队在中蒙、中苏边境对苏联本土发动进攻，苏联必将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杜根虽然通过坎贝尔的访问探知了中国人对苏联侵的侵略扩张行为不满，道义上支持美国。但他也深知美中意识形态如同水火，若中国与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则自己无疑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末代总统。所以，争夺中国成了美苏两国新的斗争焦点。
坎贝尔的北京破冰之行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毕竟获得了原则上的突破，为中美关系打开了局面。在得知苏联两大部长到访北京后，杜根便紧急指示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以总统特使身份迅速飞抵北京，就双方建交与通商问题与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对话。
于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成了现代“连横合纵”的主战场。美苏两国使者频繁往来于中国外交部、人大和政协，使尽混身解数，从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一方面讨好中国，一方面扩大与中国的共同利益。
在罗曼诺夫下令从北美调兵回防苏联后，历史便呈现出有趣的场面。美苏两国的军队都停止了大规模的战斗，而他们的政府官员则粉墨登场，为争夺中国而在外交舞台上极尽表演之能事。中国官员似乎倒也乐于观赏双方你唱罢我登台的竞赛，然后大大方方地出高价与其商讨通商条款、经互协议。
看着万水千山之外的中国好不热闹，欧洲也坐不住了。
老旧的欧洲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它不愿履行《北大西洋公约》中规定的对美军援义务，心怀投机准备待美苏打得两败俱伤之时再从中渔利。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中国，而中国的走向又是那么具有决定性。另一方面，罗曼诺夫在苏联的欧洲边境陈兵两百多万，像一把斯摩达克利剑一样高悬在欧洲的头上，若与中国亲欧远苏，必能从背后牵制苏联。因此，无论从哪个原因出发，欧洲都不能对北京正上演的外交热舞视而不见。
在美国总统特使抵京后，法德联合代表团也登机启程前往北京，随后英国外交大臣、意大利外长也接踵而至，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遣使访华。
一时间，北京俨然成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心。京华使节云集，盖冠相拥，好不热闹。
一些颇为怀旧与自大的中国文人不免心生天朝华夏、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飘飘然幻觉。当时《北方评论》月刊刊登了一首小诗，曾广为传诵：
岁在己未新气象，
京道皆是高鼻梁。
罗丝花旗欧罗帕，
飘扬华风朝中央。
第四十二节 前奏
中国威胁的事算是平静了下来，但远东的形势并未就此好转，战争的瘟疫仍然在东北亚蔓延开来。
伊戈尔坐在嘎斯吉普的副驾驶座上，已经升任下士的马林正专心致志地为代理师长开车。他们刚刚离开了太平洋军区司令部，准备回机场的营地。
就在刚才在司令部召开的团级干部以上会议上，波尔金上将通报了美日韩三国联军可能攻击滨海地区的紧急情报，并做出了新的军力部署。对于苏军来说，远东滨海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太平洋舰队主力此时正西征在万里之外的大西洋，海军根本无力主动出击，只能集中防守海参崴、纳霍德卡等主要港口。从海上防止敌人进攻已无可能。剩下的只能决战于海岸。但鉴于中国的威胁，太平洋军区仍不得不将主要的陆上部队配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线，所以防守海岸的兵力十分空虚。其实就算把防守苏中边境的部队调到海岸，数量也不多。加之还没能掌握“太极旗”计划的主攻方向，波尔金只好将有限的部队集中在海参崴、游击队城、达利涅戈尔斯克等交通要地。上将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待敌人上陆后摸清其主攻再投入所有兵力全力反击，将其赶下海。
伊戈尔旗下的第519空降师是远东滨海边疆地区苏军唯一一支具备战斗力的伞兵部队，奉命驻守在海参崴机场。他们将作为反击的先锋，随时准备空投到敌人的登陆场上。
实际上，第519师自华盛顿一战之后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这支原本三流的部队在那一场名垂千古的伞兵作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失去了许多士兵，还损失了大部分军官。随之德高望重的马尔科夫军长被调回莫斯科养病，部队的建设与补充也变得步履艰难，至今仍然没有补充完整，充其量只是一个团多一点的规模。
所以伊戈尔以上校军衔代理师长并不算太夸张。一线部队的王牌师一般由少将担任师长，普通师则是大校，而王牌部队的团长通常是大校，普通团就由上校甚至中校担任。刚刚接手第519师，便奉命调苏联本土，伊戈尔面临着一大堆棘手的问题。他是半路出家的军官，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军官培训，对部队建设和管理十分陌生。
“师长，您看，我们的新式坦克！”马林对着前面停在街边的车队激动地大叫。
“天启坦克！”伊戈尔也不禁叫出声来。
只见大街的一侧，一辆辆巨大的平板车驮载着威风凛凛的天启坦克。车队前头有几个身穿坦克服、头戴皮帽的军官聚在一起讨论着什么。
伊戈尔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就让马林停车，自己跳下来，热情地朝军官们大声说：“您好啊，克里斯托夫？约瑟夫耶维奇。”
听到有人叫，费德林中校转过身来，见到了伊戈尔。
“您好，上校同志。”费德林说着急忙敬礼。其他军官都认识伊戈尔，军阶上又是下级，也纷纷向他敬礼。
伊戈尔马上回礼，并与对方握手，问道：“你们什么时候调回来的？”
“九月十号。”费德林接着赶紧补充说，“纽约时间。”
“这么快？”伊戈尔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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