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了这句话，于是又扯出一个回合的对白。
“不会的。真那样的话就出去担水，我们逃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口水塘，就在北边一点。”她说。
“我怎么不记得有水塘？”他想，这是最后的最后一句话，无论她接什么话，他也不应答了。
“我是记得的。”她又那样知情地一笑。男人都想在她身边多赖一会，何况这么个孤独的男人。她第一眼就看出法比有多孤独。谁都不认他，对生他的种族和养他的种族来说，他都是异己。
法比点点头，看着她。话是不再扯下去了，可是目光还在扯。这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玉墨转身走去。法比也发现她的背影好看，她浑身都好看。
走了几步玉墨又停住，转过身：“我们昨晚打赌，说中国人和洋人干架，你会站在哪边。”
法比问：“你说呢？”
玉墨笑着看他一会，走了。
法比突然恨恨地想：妖精一个！在玉墨的背影消失后，他告诉自己不许她哪怕半秒钟的机会用她的大黑眼勾引他。那是勾引吗？勾引会那么难解吗？虽然法比是扬州法比，思考都带扬州乡音，他毕竟身上流着意大利人多情浪漫的血，读过地中海族裔的父母留下的世界文学和戏剧著作，他觉得那双黑眼睛不仅勾引人，而且是用它们深处的故事勾引。
这天夜里，雨加小雪使气温又往下降了好几度。英格曼神父在生着壁炉的图书室旁边的阅览室阅读，也觉得寒意侵骨。被炸毁的钟楼使二楼这几间屋到处漏风，陈乔治不断来加炭，还是嫌冷。陈乔治再次来添火时，英格曼说能省就省吧，炭供应不上，安全区已有不少老人病人冻死。他以后就回卧室去夜读了。半夜时分，英格曼神父睡不着，想再到图书馆取几本书去读，刚到楼梯上，听见图书室有女人嗓音。他想这些女人真像疮痍，不留神已染得到处皆是。他走到阅览室门口，看见玉墨、呢喃、红菱正聚在壁炉的余火边，各自手里拿着五彩的小内衣，边烤边小声地唧咕笑闹。
竟然在这个四壁置满圣书、挂着圣像的地方！
英格曼神父两腮肌肉痉挛。他认为这些女人不配听他的愤懑指责，便把法比。阿多那多从卧室叫来。
“法比，怎么让这样的东西进入我的阅览室？！”
法比。阿多那多刚趁着浓重的酒意昏睡过去，此刻又趁着酒意破口大喊：“亵渎！你们怎么敢到这里来？这是哪里你们晓得不晓得？！”
红菱说：“我都冻得长冻疮了！看！”她把蔻丹剥落的赤脚从鞋里抽出，往两位神父面前一亮。见法比避瘟似的往后一蹴，呢喃咯咯直乐，玉墨用胳臂肘捣捣她。她知道她们这一回闯祸了，从来没见这个温文尔雅的老神父动这么大声色。
“走吧！”她收起手里的文胸，脸烤得滚烫，脊梁冰凉。
“我就不走！这里有火，干吗非冻死我们？”红菱说。
她转过身，背对着老少二神父，赤着的那只脚伸到壁炉前，脚丫子还活泛地张开合起，打哑语似的。
“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里，我马上请你们所有人离开教堂！”法比说。
“怎么个请法？”红菱的大脚指头勾动一下，又淘气又下贱。
玉墨上来拽她：“别闹了！”
红菱说：“请我们出去？容易！给生个大火盆。”
“陈乔治！”英格曼神父发现楼梯拐角伸伸缩缩的人影。那是陈乔治，他原先正往这里来，突然觉得不好介入纠纷，耍了个滑头又转身下楼。
“我看见你了！陈乔治，你过来！”
陈乔治木木登登地走了过来。迅速看一眼屋里屋外，明知故问地说：“神父还没休息？”
“我叫你熄火，你没听懂吗？”英格曼神父指着壁炉。
“我这就打算来熄火。”陈乔治说。
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捡的乞儿，送他去学了几个月厨艺，回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洋名：乔治。
“你明明又加了炭！”英格曼神父说。
红菱眼一挑，笑道：“乔治舍不得冻坏姐姐我，对吧？”
陈乔治飞快地瞪她一眼，这一眼让英格曼神父明白，他已在这丰腴的窑姐身上吃到甜头了。
第五章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失去了它的中立地位。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十五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父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她们被极度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
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那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
戴少校所在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七十三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
戴少校在十二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天降黑的时候，大批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边，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
戴涛认为绝不可能。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受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
接下去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至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大部分被撤退人潮卷走。剩下的二十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而撤退大军已自行缴械，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五六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里混进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阻击部队拦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趁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
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十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人在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他们走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一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纳量要多出几十倍，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
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三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止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白痴，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十二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调头往回挤。
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清晨四点。一路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在扒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单褂衣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噤，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五颗子弹，这个化装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
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沿下发现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
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二十九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比他同届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升得快。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敌后是天分给他的设想，尽管是大胆妄为的设想。
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是在清晨五点左右。这一小股兵力似乎专门进城来找吃的，把每一幢搜不出食物的房子点着。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戴涛藏身的院子。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他的心痒痒了。也许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放着好打的仗不打就是有便宜不占的王八蛋。戴涛摸摸屁股上别的两颗手榴弹，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当。但好的军人不仅有知识、经验、天分，还得有激｜情；就是脑子一热便投入行动的激｜情。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的那股解恨劲头上来了。
他心怦怦跳地埋伏在后院堂屋里。窗外是一条小巷，窗子已经被他打开了，只需两秒钟就能从那里出去。此刻他浑身兴奋，丢失南京城的窝囊感全没了。
日本兵进了最后一进院子，进入他视野。他一手拿着手枪，牙齿咬在手榴弹的导火线上，拉开，默数到三下，第四下时，他轻轻把它扔出去。他要让这点炸药一点儿不浪费，所以手榴弹必须落在最佳位置爆破。他扔出手榴弹的同时，已侧过身，然后扑向窗口。基本训练从不偷懒的戴涛在此刻尝到了甜头，他翻窗的时间连两秒都不到，眨眼间已落在墙根下。
得承认日本兵的训练也不差，没被炸死的两个兵很快接近了后窗。枪弹在他左边的树杆上、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过了一会，他发现自己的左胁挂了花。
这时竖在他面前的是一面高墙，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