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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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 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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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周勃)、灌(婴)等,方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相较宋太祖,老赵“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是个粗通文墨的小老粗,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学亮进表有“作则垂定”、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老朱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老朱认为“生”字讥讽自己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老朱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老朱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老朱认为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老朱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老朱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老朱”,又言我“无德”,杀!

老朱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

“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老朱当时还不明白,说,“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老朱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追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表现了当时的明朝朝廷,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惟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

老朱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就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最费功夫的拍马屁)。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夫罪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老朱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

解缙小骂大帮忙,搔到痒处,说得痛快。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干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老朱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

结果,八年后老朱就崩了,官迷解缙猪癫疯一样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候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预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

可见,老朱皇帝心中惟一的“忠臣”,还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解缙。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

而且,老朱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

朱元璋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害,最终害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异传统和精髓。

老朱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讲确实比较清明。

此外,老朱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老朱始料不及的。

老朱皇帝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不想在此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细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

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五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刑求一个集市上面普通卖药的郎中,几乎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

事情大概原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副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卖药的,就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想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大路货,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

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的年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老朱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老朱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

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大变,诚惶诚恐,犹豫半天,才把要吞下。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下如雨。

老朱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有一个儿子在军队做事,还有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原来他还是‘军属’)。”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老朱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掺凉水。”

老朱大眼珠子滴溜乱转,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wωw奇書网欣赏他备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皇。

朱元璋很悠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老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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