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领会这出戏的含意，这位神甫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于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而临被定罪并判总共达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举办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讽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所许诺的一代的和平，说“他结束这场战争就象结束对我的诉讼案一样，”并把为越战提供军火的制造商比作纳粹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设计师。
见到贝里根和埃尔斯伯格的人当然不多，但是大多数反对就职典礼的集会，参加者都很踊跃。在大教堂举行的伯恩斯坦音乐会参加者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夜里站在外面听大喇叭里的广播。五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进军一样，把时间安排在总统在国会山作演说的时候，吸引了七万五千到十万人，开始时由越战复员军人反战协会的二千五百名会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华盛顿纪念塔进军，然后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虚拟的签订和约的仪式，最后是纽约的女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说。她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尼克松的演说，于是在这里对之大加斥责。
听众中有一些年轻人扛着已经过了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轰炸”。这是可笑的。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陆军与麦卡锡的争执、被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以及对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应负何种责任等问题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他们这些人观看过塔夫脱钟楼的落成典礼，他们瞻仰过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遗体，1963年11月25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默立着目视一辆灵车载运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越过纪念桥向阿灵顿公墓不灭的火焰行去。
※※※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后是一枚古铜色的鱼雷艇领带别针，几盘录有“卡姆洛特”、阿尔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饭店”和卡洛尔·钱宁的“你好，达莉”的录音带在这些东西后面，压在一个角落里一堆蜡染蓝布裤子下面，还有几本看得很旧的《范妮·希尔》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柜子的第二层几乎放满了各种衣服：一件紧身女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呢帽、几条窄得不象样的领带、一顶熊皮儿童帽和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标语的硬草帽。藏在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过时的妇女用品：装在一个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再往里有一根奇特的小银别针。那针样子很象一只在脚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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