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敌我双方均遭受重大损失，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郭子仪一军退到河阳（今河南孟县），但是这天夜晚，军营中士兵莫名其妙地彼此惊扰，然后全军开始集体逃散，一直退至阙门，军心才稳定下来。郭子仪重新派兵去守河阳。
这一战唐军出动六十万人马，却遭受重大损失，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因为指挥紊乱、将令不统一所导致，实际的主帅鱼朝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逃过这一难呢？鱼朝恩为皇帝心腹太监，非常清楚肃宗的心思：有过安禄山拥兵自重的教训后，肃宗此时已经对郭子仪“拥兵太盛”心怀戒惧。鱼朝恩素忌郭子仪功高，立即将邺城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郭子仪一个人身上，估计还添油加醋了不少，加上了“功高盖主”之类最为皇帝所忌的话。果然，鱼朝恩这一宝押对了。肃宗立即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解除兵权，改命李光弼统领朔方军。
郭子仪走后，李光弼来到洛阳朔方军中就职。他知道郭子仪在唐军中深孚众望，生怕朔方的将士反对他，白天一直等在洛阳城外，直到夜里才敢进入。郭子仪在军中威望由此可见。郭子仪的部将张用济屯兵河阳，果然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他明确表示希望郭将军再回来。有人对张用济说：“你这样做，不是给朝廷找借口来迫害郭将军吗？”张用济这才硬着头皮迎接李光弼。
与此同时，史思明以“杀父夺其位”的名义杀了安庆绪，吞并其军队，在范阳自称为“大燕皇帝”。在这次内讧中，安庆绪的诸多心腹，谋士高尚、骁将孙孝哲、崔乾祐等人都被史思明杀死，叛军实力大为削弱。
不久，史思明听说郭子仪被唐朝弃用的消息，自觉得天下再没有对手，便在乾元二年（759年）五月发兵南下，先打败李光弼，重新占领了洛阳，形势急转直下。当时，宦官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郡，不敢应战。
唐朝廷十分恐惧，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很对，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警备守卫京城的长官），诏令刚传下，便被鱼朝恩拦住。
鱼朝恩这个人很是奇怪，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文！》都明白《“人！》这肯定《“书！》是鱼朝《“屋！》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史思明统兵南下后，屡被唐军击败，遂各取守势，相持年余。肃宗不顾史军锋锐正键，命令李光弼反击洛阳，结果李光弼被史思明击败。史思明随即派儿子史朝义攻打潼关，结果史朝义在陕郡被唐军击败。史思明大怒下，打算用军法处置史朝义和作战失败的将领，结果反被史朝义所杀，取而代之。
郭子仪被罢黜后，一直闲住在京师。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朔方镇军士因粮饷长期不足而怨恨不已，突将王元振趁机作乱，发动兵变，杀死朔方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河东驻军闻风骚动，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之后，绛州（今山西新绛）诸军也剽掠不已。唐朝廷对此很忧虑，生怕他们和洛阳叛军连成一气，因为后辈的将帅没有能力弹压，逼不得已，肃宗只得起用郭子仪，任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泽、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
『注：河东兵变缘由：名将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军资储蓄丰衍，除供养军队外，还积有米百万斛，还曾主动输送五十万斛米到京师。王思礼死后，管崇嗣任节度使，但他为政宽驰，信任左右，以至在几个月之内，便将之前王思礼积蓄的米耗散殆尽，仓库中只剩下万斛余陈腐米。肃宗听说后，罢了管崇嗣的职，改任邓景山为节度使。邓景山一到任，便下令清查核实米的出入，河东将士多牵连其中，均因此而惧怕。结果先查出一裨将有问题，按罪当死。众将都为他求情，邓景山没有答应。裨将的弟弟请求代兄死，邓景山也不同意。这时候；有人交了一匹马出来，说要以马赎裨将死罪。态度一直强硬的邓景山竟然同意了，不料却因此激起众怒，众将说：“我们的生命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值钱吗？”于是作乱杀死了邓景山。』
三月，郭子仪将要辞朝赴镇。当时肃宗有病，群臣皆不得进见。郭子仪见朝中宦官专权，感觉到局势动荡，便请求说：“老臣受命，可能要死于外，如果不见陛下，死不瞑目。”肃宗听了很是感动，于是命人将郭子仪引到卧室内，恳切地说：“河东军乱之事，就靠你镇服了。”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
郭子仪来到绛州后，擒拿杀害李国贞的突将王元振等数十人，将他们处死。河东都知兵马使辛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后，也将杀害邓景山的人诛杀，辛云京由此升任河东节度使。朔方、河东的兵变由此而平，河东诸镇兵皆奉法。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病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宦官程元振因有拥立之功，升任大将军，统率禁军，由此开始干预朝政。八月，郭子仪由河东入京。程元振向代宗进谗言，诬陷郭子仪。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次年，唐朝再借回纥兵，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败走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叛军内乱，史朝义穷困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方告结束。当时唐朔方、神策等军和回纥均大肆掳掠所过州县，灾难后的士民被迫以纸为衣。
战乱过后，皇权急剧衰落，盛世不复再来。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雄据一方，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就在唐帝国沉浸在平乱的喜悦中的时候，西北边境又面临严重的威胁。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一带，长安告急。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凤翔抵抗。郭子仪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原御敌。而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因兵力悬殊甚大，郭子仪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可宦官程元振不仅不召见，还百般阻止。结果，吐蕃径直向长安杀来，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带领两千精兵迎战，打了一个胜仗。但毕竟寡不敌众，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越来越近，代宗无计可施，仓皇出逃，文武百官也都作鸟兽散。吐蕃军队杀入长安，大肆劫掠，烧毁房屋，士民们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幸好郭子仪从商州到武关一路收集了四千人马，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白天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作出声势浩大的样子，让吐蕃起了疑心，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人。当地百姓也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