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1）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二十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慈华夫妇出卖，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但是，这个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动规律，多次躲过红队刺杀。特科精心策划，陈赓、鲍君甫亲自现场侦察，就在白鑫动身离开上海之际，红队在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门口将其击毙！①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可是，邮政通信必经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中共秘密通讯的传统做法是派遣专人送密信，但是，秘密交通员还得通过警察搜查，风险仍大。于是，绝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再复诵出来。穿越山水阻隔，潜过敌人封锁，这种原始的传递方式往往要几个月才能沟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据国际秘密工作经验，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联络方式还是无线电通讯。可是，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却是难以到达中共手中。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讯。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四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29年冬，李强在上海英租界装配出电台设备，1930年初涂作潮回国帮助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