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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总是非常辛苦，每天都过着那种单调而有规律的生活：
早上八点钟喝茶、看报，并将新闻告诉母亲。母亲听他讲着，就好像非常逼真地看见了似的，看见生活的笨重的机器，是怎样无情地将人们铸成金钱。
母亲觉得，他和安德烈有些共同的地方。他和霍霍尔一样，谈到人的时候并不会有恶意，因为他认为在现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里面，一切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他对生活的信心不及安德烈那样鲜明，也没有安德烈那样热忱。
他讲话的时候总是很镇静，声调像一个正直的法官，虽然他说的是可怕的事情，但脸上仍是带着同情的微笑，不过他的目光却非常冷静非常坚决。母亲看见这种目光，心里就明白了，这个人不论对什么人对个么事都不会宽恕，——而且不能宽恕，——母亲觉得，这种坚决对他是很困难的，于是心里便觉得很舍不得尼古拉，因此也就就更喜欢他了。
尼古拉在九点钟准时出去办公。
这时，母亲收拾好房间，预备上午饭，洗了脸，换上整洁的衣裳后，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翻看书上的插图。
现在，她已经能够自己单独看书了，只不过是非常吃力。看书看不多大一会儿，就会觉得疲倦，字句的连续也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书中的图画却像有引孩子似的吸引了她，——这些图画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能够理解的、差不多可以触摸得到的、新奇而美妙的世界。大的城市、好看的建筑物、机械、轮船、纪念碑、人类所造就的无限的财富，以及令人目迷五色的大自然的奇观。于是，生活也就无限地扩大起来了，每天都在她眼前展开未知的、巨大的、奇妙的事物，是生活用它的丰饶财富和无限的美景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母亲的已经觉醒了的饥渴灵魂。
母亲特别喜欢看大本子的动物画册。虽然这些画册上印的是外国文字，可是却能凭着画面使她对于大地的美、富饶和广大，有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概念。
“世界真大啊！”有一次她对尼古拉感叹地说。
所有的昆虫，尤其是蝴蝶，最让她欢喜。她往往总是惊讶地望着这些图画，好奇地说：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这是多么好看的东西啊！是吧？这种好看的东西，什么地方都有，可是它们总是在我们身旁一飞而过，我们一点都没在意。人们整天的只是忙忙碌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欣赏，唉，也没有兴致。如果他们知道世界是这样丰富，有着这么多叫人惊奇的东西，那他们可以得到多少乐趣呀！一切是为了大家，个人是为了全体，对不对？”
“对！”尼古拉微笑着回答。
之后，他又为她拿来了一些有插图的书。
晚上，他们家里总是聚集着许多客人——白脸黑发、态度庄严、不大开口的美男子阿历古赛·代西里取维奇；圆头、满脸满刺、总是遗憾似的咂着嘴的罗曼·彼得罗维奇；身材瘦小、留着尖尖的胡子、声音很细、性子很急，喜欢大叫大喊，说出话来好像锥子一般尖利的伊凡·达尼洛维奇；以及一直拿自己、拿朋友们、拿他的逐渐加重的毛病开玩笑的叶戈尔。还有其他许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尼古拉总跟他们静静地长谈，他们谈话的题目总是一个——关于全世界的工人。
有时候他们非常兴奋，手舞足蹈地辩论，喝茶喝得很多很凶；在时候在他们大声谈论的过程中，尼古拉默默地起草传单，写完之后，向大家诵读一遍，然后立刻用印刷字体将传单抄写出来。
这时，母亲总是仔细地把断掉的草稿的碎片拾起来烧掉。
每天晚上，母亲总是为他们倒茶。她对于他们谈到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前途，谈到怎样更迅速更有效地向工人宣传真理，提高工人的热情等事情时的热烈情绪，都感到很惊奇，他们常常生气，各不相让地争执，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于是双方都感到生气，可是不多一刻，却又争论起来。
母亲觉得，和他们比较起来，自己早已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她觉得，她对他们担当的任务的艰巨，比他们本身看得更清楚。这种感觉使她对他们怀着一种宽容的、乃至有点忧伤的感情。正像大人们看到在扮夫妻游戏、然而却不明白这种关系的悲剧性的孩子时的心情一样。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他们的话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比较。比较之下，她感到两方之间存在着差别，可是起初她不能懂得这种差别。她时常觉得，这儿说话的声音比乡下还要大，她于是对自己解释说：
“知道得越多，说话的声音也就越响……”
可是母亲又常常感到，好像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好像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真理对于自己比对其他人更为接近、更为可贵；别人听了不服，也来证明真理对自己是更接近，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母亲觉得，他们每人都想压倒别人。这种情形使她不安并难受起来，她动着眉毛，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大家，心里想：
“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其他同志了……”
母亲总是紧张地听着这样的争论，她虽然听不太懂，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言语背后的感情。她能看出，在工人区里讲起“善”的时候，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整体，这儿呢，却是将一切打碎，而且打处十分零碎；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更强烈的感情，而这儿的思想却是很锐利的，有着将一切都剖开的力量；这儿更多的是谈论着破旧的事物。因为这种缘故，母亲深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对她更亲切，使她更容易了解……
母亲还注意到，每逢有工人来访的时候，——尼古拉总是变得特别随便，脸上露出温和的样子，说话和平常完全不同，既不像是粗鲁，又不像是轻率。
“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母亲推测。
可是，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她不难看出，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好像心里受着拘束，不像他跟母亲，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有一天，尼古拉出去之后，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这样拘谨？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
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
“到了不习惯的地方，虾也会变成红色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
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笑也不笑。每次临走的时候，她总是向母亲询问：
“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嗳，托您的福！”母亲回答。“没事，他很快活！”
“替我问候他！”姑娘说完就走了。
有时候，母亲向她诉苦说，巴威尔被拘留了许久，还不曾决定出审判的日子。莎馨卡听了就锁住眉头，一声不响，她的指头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尼洛夫娜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愿望要对她说：
“好孩子，我知道你在爱她……”
可是她却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这位姑娘的严肃的面貌、紧闭的嘴唇，以及事务般的枯燥的谈话，好像在预先拒绝这样的爱抚。
母亲只好叹着气，无言地握着她伸出来的手，想：
“我可怜的……”
有一次，娜塔莎来了。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抱住了她吻了又吻，然后突然轻轻地说：
“我的妈妈死了，死了，怪可怜的！……”
她摇了摇头，很麻利地擦了眼泪，接着说道：
“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妈妈，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应该还多活上几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死了反而可以清静安逸些了。她总是一个人在那儿，谁也不去理他，谁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亲的骂。这样也算是生活吗？人活着谁都指望过好日子，可是我的妈妈除了受气之外，什么指望都没有……”
“娜塔莎，您说得对！”母亲想了一想，说道：“人活着都是指望有好日子过，要是没有指望——那还算什么生活呢？”母亲和蔼亲热地抚摸着姑娘的手，关切地问她：“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娜塔莎轻快地回答。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满脸微笑地朝她说：
“不妨的！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
8
娜塔莎当上县里一家纺织工厂的教员，于是，尼洛夫娜就常常把禁书、宣言和报纸送到她那里。
所以，这就成了她的工作。
每月里她总有几次扮作修道女，或者装成贩卖花边和手织物的女商贩，有时候还打扮成小康的市民或是朝拜圣地的和巡礼者，背上背了口袋，或者手里拿了皮包，在全省范围里到处奔波。
不论是在轮船上、火车里，还是在旅馆、客栈里，她的态度总是镇定自若、落落大方。她总是先去跟不认识的人攀谈，她那善于交际的、亲切的谈话，以及见多识广十分自信的态度往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她毫不害怕也毫不在乎。
她喜欢跟人谈话，喜欢听他们讲各自的生活和满腹的牢骚与不满。每逢看到人们有强烈的不满的时候，她心里就充满了喜悦，因为这种不满一方面能反抗命运的打击，一方面对心里早已构成了的问题紧张地寻求着解决的办法。
在她眼前，越来越广泛地、多样地展开了那种为了养家糊口而在挣扎的那种忙碌不安的人间生活的画面。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要欺骗人、剥削人，千方百计为自身的利益而压榨别人、吸干别人鲜血的那种残酷无耻的，明目张胆的勾当。
她也看出，地上的物产虽然非常的丰饶，可是老百姓仍旧非常贫困，围着那无数的财富去过着挨饿的生活。城市里有许多个教堂，教堂里堆满了上帝用不着的黄金和白银，可是在这些教堂门口，讨饭要饭的男男女都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