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建设60年- 第27部分

同时，为保障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53年对粮食、油料，1954年对棉花，1955年对生猪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和派购制度。为进一步确保粮食安全，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粮食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为了应付灾荒和各种意外，国家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1955年，国家开始从粮食周转库存中划出一部分粮食作为储备粮，并且划定储备仓库，拨出储备资金，建立国家备荒储备粮，即“甲字粮”。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粮、油、副食品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鉴于粮食的紧张状况，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5％的政策不变。同时，通过实施减少粮食征购，适当调整农业税税率，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一系列调整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在1962年略有回升的基础上，取得了从1963年到1965年的较快增长。到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9543万吨，比1960年增长35。6％，接近1957年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束缚和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但在1971年到1975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比例失调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农业的领导和支持，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到1975年，粮食总量达28452万吨，比1970年增长18。6％。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粮食生产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通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投入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三农”问题，关心粮食安全。邓小平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能忘掉。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党的近期政策目标是立足于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决定》提出，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提价政策的实施，给长期没有积极性的农民注入了动力，并因此开始缓解了全局性农产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5个1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生产快速扭转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获得了连年丰收。1979年到1984年的5年中，我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递增8。9％的速度发展，其中种植业年增长6。61％，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0亿公斤，棉花1300万担，彻底摆脱了粮、棉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状况，出现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基本农产品的“仓容危机”。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粮食生产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发展多种经营，食物多样化发展较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到20世纪末，中国农业基本进入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

1985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全面放开除蚕丝、药材、烤烟外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等132项农副产品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的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全面兴起和迅速发展以及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大量农业资源要素开始从粮食生产向多种经营和二、三产业转移。同时，1981—1984年粮食连年丰收，使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过关了，对发展粮食生产有所放松，出现国家投入不足、粮食合同定购价格低、“卖粮难”、“打白条”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从而造成了1985—1989年粮食总产连续五年徘徊在8000亿斤左右。

进入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明确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1992年12月24日，江泽民在武汉召开的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不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解决。在中国，粮食始终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直接关系着人民和国家的安危。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一系列农业产销政策来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其中主要的政策措施有：首先坚决层层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再者，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经历5年徘徊以后，在1990—1993年4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989年的8151亿斤提高到1993年的9129亿斤。1996年6月，国家正式提高粮棉收购价格，粮食提价幅度为39％，与此同时，坚决遏制农资涨价和涨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出现的徘徊局面，1995年至1997年连续三年获得大丰收，1996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使中国粮食生产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粮食产量不断上新台阶、粮源丰裕充足的情况下，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八五”期间在稳妥地做到购销同价的基础上，通过理顺价格关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逐步放开经营。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实行40年的粮食统销，取消了口粮供应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此后，粮食流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调节在粮食供应和消费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998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流通体制，从根本上避免粮食生产的大起大落，维护农业和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2000年，国务院组建了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粮食储备调控体系发挥着调控粮食市场的重要作用。中储粮在粮食低价时实行保护性收购政策，以及其他政策配套，有效缓解了近年来“增产不增收”和“卖粮难”等问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得到了保护。

到1998年，粮食总产达到10246亿斤，农产品生产总体上实现了由供给不足向“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针对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增产不增收问题，要求进一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产品。同时针对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牧还草。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各地出现了调减粮食面积、发展高效农业和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风潮，造成了农业和粮食生产有所放松，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减少，粮食产量出现下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四、新世纪新阶段的粮食生产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2003年1月8日，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确保解决12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2004—2009年，中央连续下发6个指导农业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在制度、政策和投入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有效调动和激发了各级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党和政府通过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容来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006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意见》还明确了确保粮食安全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从粮食生产、粮食流通体制、稳定粮食主产区等诸多方面加强了粮食安全体系的各个环节。

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其中，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