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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2年三年间，国家在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情况下，仍然努力保证农用资金、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优先安排，并逐年有所增加。针对旧中国水旱灾害频繁，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威胁，国家把水利建设作为恢复国民经济的重点，大力防治水患，有重点地进行河流治理工程，兼顾上游水土保持，减轻水灾和旱灾。毛泽东倡导的根治淮河，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治理的浩大工程。三年间在淮河流域建成水库3座，蓄洪拦洪工程15处，可控制洪水100亿立方米，修复干支流堤防2190公里，完成疏浚工程2800余公里。这些工程的建设竣工，使淮河流域人民摆脱了水灾的威胁。同时，各地积极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加强良种的选育繁殖和普及推广，改进耕作技术，开展群众性的积肥、造肥活动，努力改变农作物种得过稀、耕作粗放、生产水平低的状况。
这期间，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丰产活动，掀起增产竞赛高潮，涌现了山西李顺达、曲耀离，河北耿长锁等一大批劳动模范和高产能手，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全国范围的爱国丰产和生产竞赛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开阔了农民的视野，鼓舞了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促使他们把“爱国增产，支援国家建设”与“劳动发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的短短3年时间内，在经济拮据、生产条件差、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由于经过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广泛开展爱国丰产和生产竞赛活动，引导和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及采取以提高粮食、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的生产技术措施，终于胜利完成了这一时期恢复农业生产的历史任务，全国农业总产值和农、林、牧、副、渔各业产值以及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这些成就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赖党和政府，激励人民投身于生产建设事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建设美好幸福的新生活。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情况得到基本好转，人民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国际形势也不断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发展。从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在农村掀起了全面生产建设的高潮。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和城镇人口增加的需要，我国实行了粮食、食油、棉花等基本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进展，确保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一、土改后的中国农村
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在这种变化尚未定型和尚未被人们完全认识之时，农村又出现了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新现象、新问题。
我国农村发生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日趋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基本形态是：
（1）土改结束后，以小块土地私有为特征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逐渐在我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据统计，当时我国农村中自耕农占总农户的85％—90％。
（2）农业生产快速增长和发展，基本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但农业生产力水平却仍十分低下，不仅缺乏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而且就连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许多农户也有很大的困难。
（3）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农村社会最底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而昔日把持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却落到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最底层。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戏剧性变化，使农村贫农、雇农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逐步确立。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中农化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开始出现。随着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农村中原来的贫、雇农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上升为相当于土改前中农水平的农户越来越多，从而使中农的户数逐渐增多。中共东北局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反映说：“（1）绝大多数农户目前的经济生活已超过了他们刚刚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的情况（如松江上升户占60％—70％，吉林占2/3，黑龙江上升比较显著的户占14％）。（2）一部分（占20％左右）保持原状（实际上也有某种程度的改善）。（3）另一小部分（约占户数10％以下），或因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或因好吃懒做，经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个典型的材料表明，土改后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较之土改前的农村阶级结构，中农化趋势确实存在。
在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在农村也呈现蔓延之势。据当时对东北地区18个村进行调查，富农占农村户数的1。8％，人口的2。6％，土地的3。9％，耕畜的6％，车辆的7。7％。另据山西省静乐县五区19个村的统计，这些村共有5758户，有880户农民卖地，其中有167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471户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新中农因出卖土地又恢复到贫农的地位，两项共计638户，占卖地户72。5％，占农村总户数的11。09％。这些下降户当中有6％—10％的户变成了赤贫户。上述调查、统计表明，土地改革后，各个农户在生产条件、劳动力多寡和经营能力高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农民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同时，农村中一部分经济上升较快的农户开始购买土地、雇工经营，而另一小部分农民则出卖土地，受雇于他人。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开，并呈现“两极分化”加剧的势头。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担忧，农村社会是否会走向资本主义。同时，围绕土改后的何去何从问题，党内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运用了合作社的形式，实现了对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是组织互助合作阶段。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同时，《决议》对当时全国各地出现的互助合作形式进行了概括，总结为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简单的劳动互助，这是最初级的，主要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第二种形式是常年的劳动互助组。第三种形式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称为土地合作社。《决议》草案公布后，从1952年初开始，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掀起了热潮。到1952年底，全国共建有互助组802万个，参加互助组、合作社的农户为4536万户，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0％；而1951年底时只有19。2％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
至1953年初，虽然有部分地区出现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就全国而言，仍然是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为主，并且这种互助组仍在全国各地以较快的速度铺开。但在1953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各级农村初级社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初级社的发展速度与数量、急躁冒进、贪多求大以及强迫命令等现象。据此，中共中央在1953年四五月间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正确地组织领导农民，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切实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倾向，并对全国互助合作五年计划和合作社的规模作了调减和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较好地遵循了“逐步过渡、循序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我国互助合作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互助合作运动原先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克服了生产中缺乏耕畜、农具等困难，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提高了耕作水平，改进了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激发了农民的集体主义热情，使生产经验、先进技术推广更快，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所有这些集中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上。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亿公斤，棉花总产量为890万担，而到1954年，我国粮食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