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镢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窖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镢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镢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儿是社员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社员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的通道和房屋，是我们神圣、伟大爱情的升华和见证。我把两个箩筐装满了土，从洞里爬出来，用麻绳把两筐泥土拉到月光下，然后挑着从猪圈边上走出后门，沿着一条小路朝岗下的水渠走过去。月亮已经从岗上移到了村头上，二程寺后节院的启贤堂大殿的殿脊和檐角在月光下显得柔和而舒缓，仿佛在慢慢摇摆爬动一模样。村街上偶有一下两下青青白白的狗吠声，像一片两片透亮的薄冰从夜空滑过去，然后那夏初的月夜就愈发深邃了，奇丽了，妙不可言了。从水渠里翻上来的流水声，细雨样浇在月光下、麦地里和我脚下有了潮露的小草上。蛙鸣和蛐蛐的欢叫，在我的脚步中歇一阵，又无忧无虑地叫起来，把我的脚步和肩头勾担及箩筐的吱呀淹没了。世界变得宁静无比。我听见了耙耧山脉在那宁静中的呼吸声，又好像是小麦的根须在吸收着田野里的水分和养分。把第一担泥土挑到渠岸上，我擦了一把汗，将那两箩筐泥土倒进了水渠里，起身时我看见了镇政府大院那排解放后盖的红机瓦房在程岗的北头，被月光一照，成了黑紫色，仿佛那瓦房上凝固了一层血。二年内，我决计要打通这 550 米革命的爱情通道，而且决计要扫清程岗镇在我政治生涯中布设的大小障碍物，决计要在我27 岁生日之前当上书记或镇长，成为程岗镇的第一把手。那一夜，我把那洞挖了 0。 8 米深，往水渠中倒了十九担土，看了十九次镇政府机瓦房，我对自己说了 19 遍那样决计、一定的话，最后鸡叫三遍了，东方泛起了｜乳白色，我朝着镇政府方向洒了一泡尿，回家睡去了。
第七章 新战役1 程寺之变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 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 20 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 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 新红色革命根据地” 是个“ 迷信部落” 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 30 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 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 们 失 掉 多 助 以 后 还 如 何 干 工 作、当 干 部、搞 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 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 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 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 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 ，当过营长算个 。” 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 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 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 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 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