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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书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这就是教育的大跃进，超常时代的跃进，少了这道风景就谈不上大跃进了。虽然我们到校后才知道还没有学生的宿舍呢，但还是抑制不住对新生活的欢天喜地，一个个兴致得很。我们晚上住在哪？到晚上再说吧，没有谁为此而感到忧虑，就像家长相信老师，我们对老师更是深信不疑。
放下行李，第一堂课就是劳动课，拔那没膝深的杂草，操场上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没有清理的碎砖烂瓦，都等待我们新生给他们安置，否则，连校长都不会心安理得。
陌生的同学，在劳动中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母校，试探着对方的性格，交谈着沟通着，像一群邂逅的羊，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对方的皮毛，希望接受彼此的气味。加上老师的和蔼可亲，路人对我们驻足羡慕的端详，没有人去考虑“烦恼”，都很自豪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们1年2班的班主任也姓李，他自己介绍的。李老师还戴着他毕业前的校徽——大连速成师专学校，觉得他相当有学问，也许他就想证明这一点。
李老师，李玉秀20上下岁，新民县大喇嘛村人，中等身材，白胖白胖的，像个瓷娃娃，像他的名字，很秀气，堪称“快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人很是敦厚，似乎没有什么脾气。他教我们植物学课程，开始讲课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们，只顾低头看备课笔记，偶尔抬头看看天棚。后来胆子渐渐地大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然而，毛主席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一次班会上，李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班干部都“整风”了，只留下张柏芝一个人。新的班干部，都是膀大腰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管起我们来比老师还老师，开学时的笑声戛然而止。
平房的教室没有彻底完工，是个烂尾工程，几个班级只好在一起上大课，和月牙河小学的复式班相差无几。尽管“教室”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老师还是能够上课，但晚上睡觉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睡在露天的课桌上，木凳上，翻个身就会掉下来。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摆好桌椅，不然那课就没法上了。这些我们都能克服，也没那它当成困难，相信慢慢会好的。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课真的不能上了。
1958年下半年，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名词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大炼钢铁”、“滚珠轴承化”、“自己动手生产土化肥”……凡是公社党委号召的，学校都要坚决地执行，各个班级都要力争上游。
对此，我们1年2班哪个项目也玩不转，处处被学校排在下游。领导把李老师抠个底朝上，他能不火吗？脾气能好吗？于是，在他很难统治班级的境况下，就改组了班干部，提拔一批得力的“二老师”，实行高压政策，打压那些不听话的“调皮鬼”。
新的班干部的确雷厉风行，干了一番“大事业”。无奈的是，别的班级之“管理”也如法炮制，我们班又不情愿地“下游”了，雷也不响了，风也不行了。
李老师见大势已去，却又不甘心败在别的班主任老师手里，又有“新政”出台了。
他找来班干部一边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边又猛烈地为他们打气，一边研究部署“新政”的实施方案。
别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都是红人，李老师年纪轻轻的哪能不想红过他们啊？只是眼下始终处于下游状态，急得他眼睛红，嘴唇发紫罢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只要是一研究，就会研究出个“新政”，创造出一个新形势来。这“新政”就是轮番召开对“调皮鬼”的“辩论会”。
“辩论会”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路线分析会”是一个祖宗的几代子孙，只是辈份不同，性格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
“辩论会”，其实就是组织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群起而攻之，让你风声鹤唳，毛骨悚然，乖乖地跟着感觉走吧。
辩论谁呢？梁显杰、吴义纯，还有我。
梁显杰的毛病我知道，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个子都很小，但饭量却很大，长身体的时候都这副德性。
开学不久，我们就到生产队参加秋收去了。我们和成年人干活的方式一样，劳动时不分体力大小，都是“老太太吃黄瓜——一替一根”地干活。成天的劳作本来就难以挺得住，再加上住在生产队的凉炕上，休息不好，身体一直处在疲惫之中。更难以忍受的是吃不饱，伙食上除了两个比眼珠子大不许多的窝头外，没有任何的副食可以填补饥肠辘辘的肚子。到了晚上，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有泡尿都懒得撒。
一天，梁显杰尿床了，很是难为情。大白天的，他怎好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晾晒被尿的被褥啊。他想请个假，等同学们劳动走了，好自己处理一下这尴尬的麻烦。
他也知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李老师不但不准假，还要说你逃避劳动。逃避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最可耻的行为。思来想去，梁显杰很有把握地向李老师请假了：
“李老师，我要请例假。”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例假”，梁显杰说完，只听得大一点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哈大笑，笑得李老师恼怒至极，当场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
“混蛋，你也配请例假！”
梁显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没请下来，还挨了李老师的严厉批评。众目睽睽的耻笑，一肚子的委屈，叫他忍无可忍。他毫不退让，和李老师叫板：
“那为什么女生一请例假，你就给啊，我怎么了！”
“滚！”
这相当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品德败坏，低级下流……逃避劳动这一条都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会有好果子吃吗？你就等着吧，反正你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吴义纯在班级里也是“小字辈”，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及格的科目。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他请假要回家，图的是可以饱吃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