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书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书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书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